如果一直身处这样的文学环境，想有朝一日出些作品，也是人之常理。再加上，一旦被召入伍就没期望能活着归来。所以，想给自己二十年的短暂人生留个纪念的想法便越发强烈起来。
这听上去的确很悲壮，但当时身为学生，我心中完全充斥着应该称为轻飘浮躁的虚无主义的东西。十九岁已不再是天真的年纪，我承认对文学的抱负，很大程度也是顺势而为。现在我不愿看《鲜花盛开的森林》初版的序文，因为自己虽不完全是书中所写的那样，但可以发现我身上或多或少有些微的机会主义者的影子。
昭和十九年（1944年）的晚秋，我的处女作短篇集《鲜花盛开的森林》由七丈书院出版社出版。我想这大概是七丈书院被并入筑摩书房出版社之前最后的出版物。这种无名作家的短篇集能出版问世，完全是仰仗《文艺文化》诸位同人的美言，以及富士正晴[59]先生的直接帮助。
富士正晴现在依旧是不断向社会推出新人的大家。这都是先生无偿的无私行为。我与他素不相识，他却如此帮助我，给予我意想不到的机会，此后我与他也仍旧没有任何交往。他的厚意使我一直在心底铭记着这段明快愉悦的、不可思议的往事。
之后回想，在战时的富士正晴身上已经可以看到某种战后精神的萌芽。这位身材矮小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已经在一些小出版社里戴头识脸，他带着我在战争后期的东京街头匆匆忙忙、为工作奔走。与林富士马不同，他不怎么发表个人文学见解，时常用语速很快的大阪方言和别人开玩笑。后来在杂志《海盗》[60]上成就卓越，发挥他无限幽默的精神。他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却又不明示其活力的指向，目光炯炯，毫无畏惧，但同时也不忘藏锋敛锐。在富士正晴身上，我能感受到有一根纽带，它最自然的连接着战争时期的日本浪漫主义与充满活力的关西式的战后精神。
但是，在当时已经开始遭到大规模空袭的东京，像《鲜花盛开的森林》这样无关痛痒的作品竟然也出版问世了。在当时那种必须确保出版用纸配额的时局下，我记得申请书上写下了“捍卫皇国文学传统”之类的夸张词句。总之，在用纸量许可得到审批之后，七丈书院使用了一种优质的黄色仿棉纸，德川义恭负责装帧，临摹了光琳[61]的画，使用原色印刷装饰成了漂亮的封面。虽然是破罐破摔，但《鲜花盛开的森林》还是出版了。因为当时没有其他书面世，所以四千册一周便售罄了。如此，我便觉得“死而无憾”了。
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年代，它的出版不可能引起文坛上的任何反响。直到很久之后，才有很多人谈论在战争末期购买阅读此书的感想。据此便知，在当时的局势之下，此类书得以出版是多么的不同寻常。
彼时，我刚升入大学，不知何时便会收到入伍通知书。
不仅我个人的生死难以预料，日本未来的命运也未可预卜。可以说那是个罕见的年代，个人的末世观与时代、社会整体的末世观完全吻合一致。虽然我没有滑过雪，但那种感觉大概与滑雪时急速滑降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快感是极其相似的吧。
处于少年与青年交界时期的人，很容易自恋。自恋到为了自己可以去利用一切，哪怕是利用世界的毁灭。自恋到镜子越大越好。二十岁时，我可以恣意地想象自己是谁。想象过自己是薄命的天才，也想象过自己是继承日本传统之美的最后一个年轻人，是颓废派中的颓废派，也是衰颓时代最后的皇帝，同时还是美丽的特攻队队员。
如此疯狂的想象不断高涨，最终我将自己视为室町时代的足利义尚[62]将军，开始创作《中世》——一篇也许不知何时将因一纸入伍通知而中断的“最后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