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当时去拜访保田先生，是为了恳请他来我的学校做一次演讲。之后想想觉得奇妙的是，保田先生给我的印象与川端康成先生竟十分相似。身为主人，会客时端坐于客厅的姿态，为数不多又语调低沉的话语中微微流露出的京阪口音，神态自若处变不惊的沉稳……也许是籍贯相同的缘故吧，再加上初次见面时二人都身着和服，总之，二人给我的印象不可思议地相似。川端先生予人的印象与他的文学相比并无二致，但保田先生却是大相径庭。因为从他的文学中，我想象到的是一个谈笑风生、霸气十足的人物。
本多秋五[50]先生的《物语战后文学史》引用了杂志《火神》里的一段对话，其中我讲过一个小偷闯入女子学习院偷便当的事。但保田先生跟我提起此桥段时，我却完全没有印象了。大概由于我是一个说话随意而又健忘的人，那天我肯定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
现在唯一记得的是，当时我问保田先生：“您如何看谣曲[51]的文体？”
保田先生回道：“怎么说呢，谣曲自古以来就被比喻成华丽的织锦缎，大概相当于当时那个时代的百科辞典吧。”
其时年纪尚轻的我对保田先生的这一回答感到极度失望。因为失望所以才一直记忆深刻，这对保田先生来说也确是件为难之事。之所以失望，是因为我那时开始热衷于中世文学。特别是谣曲那种华丽的文体，是潜藏着末世意识、用语言的极限所进行的一种美的抵抗。运用这种精雕细琢的华丽语言，理应是需要人的绝望感作为支撑的。关于这一点，我期待保田先生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可以给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但是现在想来，对着一个曾得意扬扬讲述便当失窃事件的年轻客人，先生当然没有义务给予郑重其事的回答。
大概因为我仍旧难改娇生惯养的少爷习性，所以比起抱着敬畏之心与尊敬的人来往，我更愿意能够得到宠爱和关照。保田与重郎、佐藤春夫、萩原朔太郎[52]、伊东静雄这些先生们，记忆中每个人我都仅仅拜访过一次。
中学时代，我与坊城俊民[53]学长谈论文学，每天都要互通厚厚一沓的书信。还与学长东文彦[54]和德川义恭[55]一起创办了同人杂志《赤绘》。但大概是通过《文艺文化》，我才第一次结识外界的文学友人，也就是诗人林富士马先生。
说来有些难为情，因为我是通过林富士马才真正了解何为典型的文学青年的。不言而喻，林是个充满个性的诗人，属于浪漫派，恰如戈蒂埃[56]回忆录中的人物一般。通过他我第一次知道文学和文坛是个如此支撑梦想的地方。此前，在母校温暾肤浅的文学氛围里，于我而言，所谓文坛，只是直通白桦派[57]作家们的豪华客厅的一种印象而已。
着迷般地憧憬文学；将佐藤春夫等浪漫派作家的日常生活传说化；热衷于搜集各种小道消息；在粮食短缺的东京，对艺术家精致浮华生活的向往……而林富士马是这一切现象的象征性人物，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些年轻诗人，毫无例外，其中也有诗坛狂徒，这些人虽吝啬狭隘，却营造了生动活泼的浪漫派氛围。这到底是我在母校的文学交往中未曾体验过的。
林富士马的说话方式是这样的：“挺不错吧……是吧，这些地方正是佐藤先生的风格，挺不错吧。”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可以这样从生理角度来表现一个文学家的特质。
为什么我和诗人容易打交道呢？我年少时写过一些拙劣的诗，也曾因师从川路柳虹[58]先生，便认为自己是个诗人，别人大概也对此深信不疑。也许是基于这种自他双方的误解甚至是错觉，我和诗人才会容易交流。至于我是如何从诗人梦中醒悟过来的，相关原委已在我的短篇小说《写诗的少年》中详细描述过，就不再重复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