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学习院学习期间，1941年，年仅十六岁的平冈公威就创作了《鲜花盛开的森林》，以三岛由纪夫的笔名发表在杂志《文艺文化》上，在此之前，他热衷于写诗并创作了《彩绘玻璃》等作品，显示了其早熟而过人的文才。在这一时期，他痴迷于阅读法国作家雷蒙·拉迪盖和爱尔兰出身的英国作家、诗人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也耽读于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对拉迪盖和王尔德的崇拜，不知是否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少年三岛从拉迪盖和王尔德身上依稀地分别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拉迪盖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天才少年”，而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王尔德在十九世纪末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被斥责为一个道德败坏者（当时尚未诞生“同性恋”这个名词），并因此而陷入牢狱之灾直至最终走向毁灭。另一方面谷崎润一郎的艺术至上主义的、恶魔主义的、独特畸变的美学世界，给少年三岛带来的震撼以及对他日后的美学世界的建构应该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三岛开始接触校外的文学圈子，第一次步入文学的“社会”（详见本书收录的《我的文学之旅》）。《文艺文化》这本杂志是由日本文学研究者斋藤清卫门下的弟子莲田善明、栗山理一、池田勉等日本浪漫派作家和学者主办的，三岛也由此开始接受了日本浪漫派的影响。要想深入理解三岛文学的浪漫特质、美学思想以及在创作后期其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特别是三岛本人最终选择以死践行自我信念的极端行为，那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日本浪漫派。
日本浪漫派的名称由来于杂志《日本浪漫派》，这一杂志创刊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彼时的日本文坛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三十年代，日本当局的镇压使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迅速瓦解，1934年2月，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解散。无产阶级文学退潮以后，长期以来由于前者的强势发展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风潮的兴盛，在二者的夹击之下，被逼退到文坛角落里的传统文学的老作家们相继复出，从昭和初年到昭和十年代期间，老作家的创作活动空前活跃。如德田秋声、永井荷风等大家发表的作品都以市井风俗、人情爱欲为内容，表现了不迎合时局的立场。谷崎润一郎、岛崎藤村和志贺直哉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系列作品则表现出了对日本传统美的回归倾向。这一时期文坛整体“怀旧”的回潮使“日本传统”这一观念深深根植于少年三岛心中。
对传统文学的重新认识和对日本古典的复归，带来了纯文学“复兴”的机运。这一时期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正值三岛的少年时期，对于自幼喜爱文学、手不释卷的三岛来说，可谓如沐春风、若临秋水，使他徜徉书海，乐此不疲。
这一时期，各类纯文学和商业性质的文学杂志纷纷创刊。1933年10月，小林秀雄、川端康成、武田麟太郎、深田久弥、林房雄、宇野浩二、广津和郎和丰岛与志雄八位作家、评论家共同创办了同人杂志《文学界》（1933—1944），《文学界》的创刊是拉开这场文艺复兴帷幕的序曲，为促进文艺复兴做出了贡献。特别不可忽视的是该刊物对文学新人的扶植，这一时期新人作家阿部知二、冈本佳野子、北条民雄、太宰治和伊藤永之介等都有作品在《文学界》上刊出。在文学评论方面，小林秀雄、中村光夫以及舟桥圣一等在文坛内外也颇具影响力。《文学界》的成功催生了《日本浪漫派》。
其后以龟井胜一郎、中谷孝雄和保田与重郎等为核心的作家们创办了《日本浪漫派》（1935—1938）。日本浪漫派提出的回归日本民族之美、回归传统的主张给当时的年轻一代带来极大影响。该杂志的刊首语充满了豪迈气概，“我们高昂时代的青春，为清除低俗流行的文学，弘扬艺术家高尚之作为，要挺身前行而不左顾右盼”。
三岛一方面接受了日本浪漫派唯美的、回归古典的浪漫主义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的浸染。
前者表现在作者早期作品对美词丽句和文体装饰的追求上，而后者则最终让三岛走上了不归之路。
战后初期，在川端康成的力荐之下，三岛登上文坛，以短篇《烟草》崭露头角，取得了文坛的通行证。《海角的故事》（1946年）、《夜晚的准备》（1947年）、《字头》（1948年）、《群魔走过》（1949年）等接受唯美主义影响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都发表在这一时期。这些作品充满着唯美的、浪漫主义的气息，辞藻华丽、文体铺张，作品整体执着于对美学的追求。十九岁便出版了以处女作《鲜花盛开的森林》命名的短篇小说集，二十岁迎来了日本的战败，使三岛一直期待的源自他美学理念中的“美丽夭折”从此化为沤浮泡影。对他来说，“战后”是进入了一个“不吉利的时代”。其后，对文学的热爱，让他辞去了国家公职，开始专心于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