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担任朝日新闻社出版局长的嘉治隆一，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由于这个缘故，他对我多有提携、关照有加，他对我说：“你要不要到国外去看看啊？”
这在当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在两三年前，我亦曾计划到外国旅游，但均以失败告终。
有一次，青年艺术家会议将在美国举办，当时我在别人的劝说下参加了面试。在日本放送协会大楼某美军文化教育系统的办公室里，由美国人面试，他会问很多问题，还会测试英语交流能力，若能通过便可以赴美。
我的英语对话能力几乎为零，连面试官的问题都听不懂。他问我：“你的小说属于哪一流派（school）？”我却将school误解成了“学校”，答道：“不，我大学是法律系毕业。”如此这般，我若能通过面试才叫不可思议呢。
当时日本尚处在美军占领之下，出国旅游的难度在现在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相当的人情关系，根本不可能离开日本。与彼时相比，再看看现今文坛诸如某某必定出过国等现象，简直有如隔世。
如前所述，对处于某种危机中的我来说，我深切地感到外国旅行的必要性。我内心越发想着无论如何要离开日本，敞开自己的心扉，发现崭新的自我。
嘉治隆一是位极为冷静但其实很亲切和蔼的叔叔，后来我写《鹿鸣馆》的时候，也承蒙他的多方关照，而他也总是垂示训诫我说：“小说家长保不衰的秘诀，一是学习，二还是学习。拓宽视野、深入钻研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每天只学习一点点也好，要养成坚持阅读古典书籍或外文原著的习惯。”
而阅读古典书籍和外文原著又谈何容易，但正是承蒙他的忠告，不论职业作家的工作多么繁忙，我也坚持每天读些晦涩深奥的书，哪怕只能学习一点点。而且意外地，这样的忠告是我那些同行前辈们碍于脸面无法给予我的。
因为他的鼎力相助，我获得了朝日新闻社特派通讯员的资格，朝日新闻成为我的资助者，使我得以开启环游世界的旅行。但是，对旅游者的体检也很严格。在圣路加医院，我被要求单脚起跳五十次；在美国大使馆，柜台里的日裔美籍人对我趾高气扬地摆架子，给我留下了种种不愉快的回忆。但因为能够出国游历，这些辛苦也就不算什么了。
1951年，我二十六岁，已经到了足以独自游历的年龄了。但是现在想来，我也觉得美军占领时代让年轻人的精神成长受到了某种战战兢兢却又不露声色的制约。
我仍记得临近12月24日出发的前几日，川端康成夫妇专程来寒舍登门造访，为我的“征途”（？）[121]勉励鼓劲；中村光夫一直伫立在横滨码头淅淅沥沥的细雨中，他为我送行的身影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在文学上孤芳自赏、轻蔑世俗，竟得到如此之多的厚爱，也难怪当我踏上“威尔逊总统号”时，心里稍微变得舒畅了些。
直到出发前，我还在彻夜工作。幸亏这样，我在生平第一次身着晚礼服出席了圣诞夜的正式晚宴后，便酣然入梦。自第二日起，我每天都神清气爽，也就感觉不到晕船了。
随着轮船靠近夏威夷，阳光变得日益强烈，我便开始在甲板上晒日光浴。也是从这时开始，在之后十二年间我一直保持晒日光浴的习惯。我就像从黑暗的洞穴中走出，第一次发现太阳似的，宛如有生以来第一次同太阳握手。该有多长时间，我在自己心中扼杀了对太阳的亲近感啊。
于是，我每天都沐浴着日光，开始思考如何改造自我。
思考着对我而言何谓多余，何谓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