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我二十五岁，依旧不断地徘徊往复于幸福的山巅与忧郁的深谷之间，从这时起，一直到1951年底出发前往国外旅行之前，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情感一直处于剧烈起伏的状态，并且总是饱尝孤独滋味。我妒忌世间平凡的青春，认为自己是“一个怪异的、默默嗤笑的二十五岁老人”，而我也时常遭受胃痛的折磨。我很想搭乘捕鲸船前往南极，也曾就此事拜托过报社的人，但实现的可能性很小。
从那时起，我便萌生出一种想法，即我必须准确地将精力一分为二用于作品和现实生活，不让二者的中间地带——日本所谓的社交——烦扰自己。而真正做到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是在多年以后运动成为我生活一部分的时候。这里隐藏着有趣的悖论，可见人无论如何都需要这中间地带，然后从中汲取生活和作品两方面的养分活下去。后来我明白，最理想的中间地带其实是“无目的地活动身体”，也就是运动。
我记得1950年初秋，我前往某大书店买书，在书店前的咖啡馆露台上吃冰激凌。
书店门口处有一块布告牌，一群人聚在那里，我以为是在看什么新闻快报，仔细一看，原来是中尊寺的木乃伊照片。
于是，我突然觉得那些进出书店以及驻足围看木乃伊照片的人，一张张面孔看上去都成了木乃伊，那般丑恶之状令我感到恼火。想不到知识分子的面貌竟如此丑陋！所谓理智有识之士，看起来竟如此丑陋！
对希腊的憧憬确实是发自心底的，而这个心之所向或许正是源自这种瞬间的极度厌恶。这固然是自我厌恶的一种，在我心中，形成了对不和谐与夸张的厌恶，同时也萌生出对和谐难以抑制的渴望，这毋庸置疑是源自我的精神危机。
后来想想，大概是我自己误解了。因为对于理性的厌恶其实就是对我内心感性的厌恶，这种感性如巨大的怪物一般。如若不然，我将渐渐地在成为古典主义者的路径上迷失方向。
近来，能够给予我安慰的就是旅行了。我曾多次去过大岛，也曾为了采访前往北海道。我在风景中感受到了感官性的魅惑。如今，我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可以与其他作家小说中的情爱场面相提并论，占有同等的分量。
回顾我在1950年、1951年时的创作活动，例如，我既投入过疯狂的热情完成了《爱的饥渴》，又写了《魔神礼拜》之类糟糕的恶魔式的失败之作，并且在选题、结构都很草率的情况下贸然将光俱乐部总经理的事件[119]写成小说，创作了文体杂乱的《青色时代》等。1951年，我恶作剧般地写下了情节凌乱的《禁色》。在那期间，我还写了好几部古怪的短篇小说。
在他人眼中，也许我的创作十分丰富，但实际上我已经脱离平稳的写作节奏，有些乱了阵脚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创作状态，因为大体而言我并非那种“兴之所至，下笔成章”的作家。或许由于我总是语笑喧呼所以看上去十分高调，但基本上我是属于银行家型的小说家。如今的银行都配有装饰华丽的展示橱窗，你们只要想象那样的景象即可吧。
说起银行家，托马斯·曼[120]的文学作品告诫我们：“小说家必须有银行家的风采”，从那时起，他的文学便逐渐成了我理想中的文学。虽然他那德国式的啰唆絮叨、多余的细节描写，都与我的个性相去甚远，但当时最打动我的是他文学中戏剧化的二元性、德国文学特有的悲剧性以及他至高的艺术天分与通俗性的巧妙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