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高娣的口中，江树良是一个没有出息还不听话的孩子，她觉得，江树良和他爸一样，只能做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不要瞎折腾。江树良很不服气，他一直想要证明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想来想去，他才发现，妈妈给了他一个人设陷阱，这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他听话，做个老实的庄稼汉，他就不可能出息。如果他要出息，又要听话，就不能做庄稼汉。如果他做了庄稼汉，又要出息，就不能听话，循规蹈矩。最后他只好找妈妈摊牌：你到底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妈妈说：“能干事，但我知道你也干不了什么大事，有你弟弟万分之一强就行了；能赚钱，但你也赚不了大钱，能养活自己就行。”“好，打住，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就要出去干事业，赚大钱。”妈妈急了，追在他后面大叫：“臭小子，你别给我惹事啊，平平安安的不好吗？”
江树良离开家，去学了木匠手艺。那时候，手艺人可是香饽饽，不但赚工分，有时候还收现金。赚了工分只能记在账上，可现金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上交生产队，也总有些办法留存一点在自己口袋里。这些办法师傅都会教徒弟，老百姓也都心知肚明，出于尊重手艺人，对这种“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段时间，徐高娣是开心的，这个不省心的儿子竟然成了全家最会赚钱的一个。她第一次真正关心起这个儿子，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她便开始操心起儿子的终身大事。徐天明对姐姐说：“这好办啊，我们家那口子，娘家有个侄女，年纪和树良差不多。他们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女孩的父亲在公社里做事，是吃国家饭的，光景比你们家要强很多。”“那能看上我们家？”“可以说说看嘛，再不济，就让树良做上门女婿呗。”
还没等对方答应，江树良先跳出来反对了。徐高娣被儿子的这一行为气得够呛，在家躺了好几天，她不明白，这个儿子怎么就事事和自己的意愿反着来？难道真的是自己上辈子造的孽，生下来这么一个讨债鬼？这段时间好不容易加强的母子感情，顷刻间又烟消云散了。
后来，徐高娣才知道，江树良恋爱了，已经与大队里的高凤英好了。徐高娣更气了，那高凤英家是大队里出了名的穷苦人家，高凤英的父母身材矮小，不是干活的料，所以挣的工分是全队最少的，家里还有五个娃娃要张嘴吃饭，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徐高娣坚决反对这门婚事，江树良就以断绝母子关系相要挟，并撩下话，结婚以后就分家，他和高凤英搬出去住，不要家里一分钱。气得徐高娣又躺了好几天。
高凤英嫁给江树良的时候，内心是无比甜蜜和幸福的。江树良高大帅气、木匠活做的漂亮，当初打人事件也逐渐被人淡忘了，现在的江树良就是大队里面是响当当的好小伙。刚结婚，两个人便借钱自己盖了房子。那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尽管如此，高凤英却整天乐呵呵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江树良出门做木匠活的时候，高凤英也不闲着，在大队里抢着干活，她一年挣的工分，并不比一个壮劳力要少。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家贫穷的命运。
人一穷就会被欺负，哪怕是自家人。高凤英生下女儿江月后，生产队的一般重活就没办法再干了。队长徐天明就让她回家带孩子。高凤英不愿在家闲着，硬是要上工，她说可以放牛。放牛是个不错的工作，大部分时间，牛都会自己吃草，自己休息，放牛的高凤英还同时可以带孩子。可是，那天也不知这牛受了什么惊吓，或者是被牛蝇盯得太疼，竟发起疯来。高凤英要护着小江月，就没办法再拉住发疯的牛。疯牛便冲到生产队即将收割的稻田里撒泼打滚。徐天明火冒三丈，指着高凤英的鼻子就骂：“你个没用的女人，丧门星，早就跟你说滚回家去，出来只会祸害人。树良娶了你真是倒八辈子霉，你们家永世翻不了身。”
江树良刚回大队，就听说舅舅骂高凤英的事。二话没说，从包里抽出做木匠的大斧子，就要往徐天明家里冲，他要替高凤英讨个说法。好在徐高娣及时出面，才避免了又一场脑袋被砸得花团锦簇的闹剧。江树良远远地指着舅舅高喊着：“徐天明，你别太嚣张，搞不好明天就分单干了，你这个队长也要被免职了，你牛不了几天了。”徐天明被吓得大气不敢出，只是对身边人小声嘀咕着：“这个走资派、二愣子，狗改不了吃屎。”算是找回点面子。
江树良说要分单干了，倒也不是虚张声势。他常去青山公社做木匠活，听到的消息自然比向阳大队的人更多。青山公社的雇主老蒋就经常说要变天了。
一语成谶，改革的春风很快就吹遍了大江南北。青山公社变成了青山乡，向阳大队也变成了向阳村。只是，徐天明做不成队长了，但依然是村长，这是让江树良略显尴尬地事情。但如今的江树良已经不和舅舅计较了，他在外面涨了见识，也认识了更多有本事的人，他心里装着更大的世界和更大的事情。
当你破除禁锢自己认知的围墙时，外面的世界就会主动联系你。多年以后，当江树良回忆起老蒋踏入自己家门的时候，让才明白，老蒋带来的外面的世界是美妙的，但同时也是神秘而危险的。
那时候，江树良对老蒋的话深信不疑，毕竟，他说要变天，很快舅舅就从生产队长变成村长。那天，老蒋说专程到向阳村来看望他，他也是深信不疑的。
老蒋说：“小江啊，你干木匠活，一天才赚几块钱，划不来啊。现在都改革开放了，你要解放思想，想办法做点生意。”江树良苦笑道：“我们农民哪里能做生意嘛，搞不好再被按上个投机倒把的罪名。”老蒋笑着说：“灵活一点嘛，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们邻村那个王大炮，你认识吧？人家就敢把毛竹搞出来卖，一茬毛竹能挣上千块。”“乖乖，你说的是真的，赚那么多？上头不查他吗？”“查个屁啊，上头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眼。现在政策变化太快，说不定今天是被查的对象，明天就是改革的模范，谁能说得清？所以啊，小江，你也别太老实，想想办法，在你们村里搞些毛竹出来，我是供销社系统出身，我来找渠道帮你卖。”
江树良听完有点气血上涌，晚上就跟高凤英商量，想借助老蒋的关系做毛竹生意。高凤英被江树良的一番话吓坏了，她坚决反对江树良做违法的事情，江树良一再解释，这不算违法，顶多是打擦边球，可是高凤英如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这么做。这事只好作罢，但一颗做生意赚钱的种子已经在江树良心里面种下了。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1985年的一个早晨，江树良与往常一样，一边喝着泡饭，一边蹲在墙角听广播，他似乎听到说什么取消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之类的话。他在心里琢磨着，这莫不是好消息？
与好消息同时来的还有老蒋。老蒋的嗅觉非常灵敏，他也有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他明白江树良的心思，也看到了政策松动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就第一时间找到了江树良。他拉着江树良站在山头上，指着这漫山遍野的竹林说。“你当这些是什么？是阻挡你们走出去的大山嘛？不是啊，这可是财富啊，你们整天守着金山银山，却穷得叮当响，为什么啊？是意识落后，是不动脑子。”江树良觉得有道理，向阳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竹林里，大家只知道用竹子做点凉席、簸箕之类的生活用品，谁也没有把这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和财富联系在一起。
在江树良简陋的灶房中，两人一起合谋了很久。老蒋的想法是，靠着江树良在村里的个人信用，以先销售后结账的方式，在村子里收购毛竹，老蒋负责对外运输和联系买家。事成后，赚到的钱三七分配，江树良占三，老蒋占七。老蒋还替江树良算了一笔账，收一万斤毛竹，江树良就可以赚两千块。向阳村一年的毛竹产量有三万斤，如果再把收毛竹的范围扩大一些，放眼整个青山乡，一年的毛竹产量能达到三十万斤。按照这个趋势，要不了多久，江树良就能成为万元户了。
经老蒋这么一算，江树良内心中如同翻腾的江海一样，他只觉得耳根子发热，嗓子眼也干得发不出声音。他抬头看了看他的这间灶房，这灶房中堆满了杂物，木板做成的隔墙被柴火烟熏得焦黑，上方没有吊顶，一眼就能看到房梁和瓦片，外面的风轻而易举地就从瓦缝中钻进来，冬天里，即使围着火炉，后背也冻得要抽筋。自从高凤英生了儿子江城，家里的日子就更加艰苦了。
江树良看了看在一旁玩耍的江月和江城，这是一对多么漂亮的孩子啊，他忽然如同产生幻觉一样，在脑海中看到了另外一副情景。他看到，他们家变成了三间大瓦房，中间是堂屋，两侧是四个房间，两个孩子一人一间房，还余一间客房。房间的吊顶做得严严实实，吊顶上的阁楼还能储藏物品。三间瓦房的一侧还有两间偏屋，全部都是砖瓦房，一间是厨房，另一间是澡锅浴房。屋前的场地不再是泥土地，取而代之的是平整而干净的水泥场地，两道围墙连同三间瓦房和侧面的偏屋，将这个家包裹的严严实实。一对孩子，身穿洁白的的确良衬衫，在各自的房间内写着作业。妻子在厨房做饭，皮肤变得白皙细腻，脖子上戴着项链。这是一副多么美好的生活画卷啊，这就是江树良向往的生活啊，而这美好梦想的起点就在今天了。他一刻也等不了，他要马上答应老蒋，然后奋不顾身的朝自己美好的生活奔去。
江树良还是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农民私人收购毛竹，这对于向阳村的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们既担心违法违规，又担心拿不到钱。这事得有个带头的示范，而最好的示范，莫过于村干部，要找村干部就绕不开舅舅徐天明。
徐天明在骂江树良是走资派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坚定拥护阶级斗争的“革命家”。但很快，他又成了最积极的“包产到户”的支持者。他那种灵活转身的本领，让他具有一种不倒翁的特质，而让人见识过他的不倒翁特质之后，令他在村里拥有更加崇高的权威。
徐天明听说外甥要收毛竹，大脑就像精密仪器一样飞速地转起来。他不动声色地对江树良说：“树良啊，你这个事是要冒风险的啊！你没听广播吗？这两年投机倒把分子可抓了不少啊。”
江树良说：“舅，现在不是政策都变了嘛，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其他村，前几年就放开了。”
徐天明说：“你懂莫斯啊，他们是运气好，再说了，你那个合伙人，靠不靠谱啊，门路行不行啊，资金实力够不够啊？”
江树良猜不透舅舅的心思，便试探性地说：“舅，您放心，我那合伙人以前在供销社当领导的，有门路。钱的事，您也放心，下游的买家也靠谱。对了，舅，只要您同意把毛竹卖给我，我给你的价格比别人高三成怎么样？”
徐天明瞪了江树良一眼说：“臭小子，你舅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我们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个改革开放的典型。你也别着急，明天我去乡里跑一趟，请示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争取点上头的支持。”
江树良听他这么说也无话可说，只能回家去等，但心里头还是在埋怨这个舅舅小题大做。可是，出乎江树良意料的是，徐天明还真就争取到了上头的支持了。乡领导听到徐天明的汇报，非常开心，不仅支持他们这么干，还说只要事情顺利，让老百姓不要亏钱，年底就把这件事作为改革开放的典型报到县里，对这一行为好好表扬一番。
江树良觉得奇怪，其实是他不知内情，徐天明的精明全都用在这些事上面了。其实他早就看准了政策变动的风向，也看明白了乡领导想要的是什么，正愁着没有什么事情能跟上这阵风呢，外甥江树良就送上门来了。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表现地很积极，而是质疑提醒，无非是要借用外甥的这件事达到自己的目的。
经过这一番折腾，江树良对舅舅既佩服又感激，拎了两瓶好酒来道谢。徐天明依然不动声色，半推半就地收了礼，并千叮咛万嘱咐，要江树良万事谨慎一点，多长个心眼，别叫那老蒋给骗了，更不要辜负了舅舅的一片心血。末了，还不忘带上一句：“别忘了高三成啊。”
江树良早就被这幸福冲昏了头脑了，赶忙陪着笑脸反复说到：“一定一定。”
乡里支持江树良收毛竹的事很快就传开了，一时间，江树良家的门槛都快被村民们给踏破了。这空荡荡而破旧的屋子，第一次迎接了那么多的客人。晚上，江树良和高凤英在灯下核对着收毛竹的账单，毛竹的总量已经超多一万斤了，这可是值好几万的物资，两人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拿着账单的双手因兴奋而不停地抖动着。
江树良说：“凤英啊，还有好几户人家没算进来，他们都给我打过招呼了，要把毛竹卖给我们，全部算上的话，只怕要超过两万斤了。”
高凤英压低了声音说：“咿呀！这么多啊，我们第一次做就收这么多，是不是风险太大了。树良，我看要不就算了吧，今年就收一万斤吧，收太多了我有点害怕。”
江树良看着妻子怯怯的眼神，点了点头，说：“你说的没错，我也有点害怕。那今年就收这么多吧，我明天就去把其他人回绝了。”
冬季的向阳村依然充满绿意，因为毛竹是常绿植物，即使到了冬季，也是满山枝繁叶茂。这时，竹子不再快速生长，正是砍伐的好季节。因而，冬季的向阳村也是充满生机的，人们纷纷上山，将自家的毛竹阀倒，砍去枝丫，将光溜溜的竹竿顺着山谷往下滑。到了山脚，五六根毛竹被扎成一捆，其中一根毛竹会比其他毛竹伸出一截，运竹人会将这伸出来的一截毛竹搁在肩膀上，毛竹的竹稍拖在地上，形成一个三角形。运竹人便这般拖着毛竹向向阳村的中心回车场走。这里早就人群熙攘，记账人将每家每户的毛竹过秤称好份量，便指挥着运竹人将毛竹分类堆好。收毛竹的生意人会开着大卡车进村，将大卡车停在回车场上。卡车是平板的，四个角各有一根立起来的钢柱，正好能挡住车上的毛竹向两侧滑落。生意人会雇佣五六个村民，将堆放在回车场上的毛竹，一根一根地装上卡车。装的时候，两人抬着一根竹子，来到卡车尾部，前面的人会将竹子的一端用力往上一抛，竹子的一端被抛上卡车后，另一个人就像撑杆跳的助跑一样，握着竹子的另一端，将整根竹子往前推，竹子便在惯性的作用下，飞上了卡车。毛竹摩擦的哗哗声，运竹人的号子声，记账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在山谷中久久回响，引得老人和小孩都聚集过来看热闹，人人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这才是向阳村的收获季节，这才是因为收获而喜悦的节日。
在1985年的这个节日里，江树良是最出风头的那个人。江树良站在回车场旁边的一个土坡上，拿着扩音器，大声地指挥着整个回车场上的人。如何走位，哪里堆放毛竹，怎么称重量，谁来装车，如何捆扎卡车上的毛竹。每个人的行动都以江树良马首是瞻，此刻，江树良像极了一个驰骋沙场，指挥战斗的将军。是的，江树良在内心深处也拥有了一分挥斥方遒的豪迈，在他心里，他不再是一个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不再是一个被命运扼住咽喉的穷小子，不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乡下人。此刻，他就要驾驶一艘大船，到惊涛骇浪的商海中去搏击了，不久的将来，他将带回来满船的财富，带回来够全村人传颂的传奇故事。
凭借着老蒋在供销社工作多年积累下来的渠道资源，江树良收的毛竹很快便被销售完了。当村民们拿到比往年多得多的收入的时候，他们对江树良的信任和感激达到了无可置疑的高度。于是，全村的人都开始转而将自己的毛竹卖给江树良而不是供销社了。有了第一年的成功，江树良的胆子和胃口都大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把全村的毛竹都包销了。
之后的几年，对于像江树良这样的农民来说，也许是这辈子见过的少有的几个个人财富大跃进的时期之一。农村的原材料价格逐渐放开，流通市场也越来越繁荣。原材料的价格逐年上涨，农民的家庭收入也水涨船高。可是带来的后果是城市工业企业的成本开始快速增长，城市消费的物价水平也水涨船高。其结果可想而知，剧烈的通货膨胀开始席卷全国。对于在商海中一帆风顺的江树良来说，他哪里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惊涛骇浪。
1988年冬季，毛竹的收购价格已经比1985年上涨了3倍，江树良就像一个杀红了眼的战士一样，无法停止挥舞手中的武器，他收了全村所有的毛竹，也收了相邻的几个村子的毛竹。他手中的存货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万斤。他一边疯狂地收着毛竹，一边在心中暗暗计算着，卖完这一季毛竹，他就是真正的万元户了。
当江树良把这3万斤毛竹都交给老蒋的时候，他在老蒋脸上似乎没有看到往日的兴奋，反而有一丝焦虑和疲惫。
“老蒋，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江树良问。
“没什么，身体没事。妈的，最近物价涨疯了，再这么涨下去，手里的钞票都要成废纸了，得把钱换成贵重物资存起来啊。”老蒋说。
江树良听得有些一头雾水，他不明白，钱就是钱，一百块就是一百块，怎么就不值钱了？他试图安慰老蒋：“不就是东西贵一点嘛，看把你愁的。”
老蒋说：“现在的物价不是贵一点点的事，涨幅比银行利息高得多。我要把银行的存款取出来，可今天银行的人跟我说，取钱的人太多了，排队要排一个星期。妈的，一个星期之后，说不定物价要翻倍了。亏大了亏大了。小江啊，你们山沟沟里太闭塞了，你都不懂这些。赶紧去县城百货商店看看吧，人人都疯了一样。”
老蒋把一千块毛竹定金塞到江树良的手里，对他说：“别攥着这些现钞了，明天就不值这个价了，去百货商店看看，也买点东西吧。记住了，挑贵重的东西买。”
江树良听完，十分诧异。他买了张从青山乡到如堂县城的车票，然后径直来到县百货公司。这里早就被狂躁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外面的人拼命想往里挤，而里面的人拎着大包小包买好的东西想出来，两队人马就这么在百货公司大门处像拔河一样展开拉锯战。百货公司门口的广播里不断循环播报着今日商品价格，在每一次价格报出后，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惊叹声：“妈的，又涨价了。”
一个中年人，抱着一台电视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似乎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便把电视机放在路边，蹲在地上喘着粗气。
江树良走到中年人身边，轻声问道：“大哥，劳驾问一下，这个电视机多少钱啊？”
中年人抬头看了他一眼，说：“这个啊，900块。亏死我了，上个礼拜我来看，还只要750块呢。”
江树良心想：“乖乖，涨这么快。老蒋果然没有骗人啊。”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钞票，万分纠结，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可人人都像疯了一样去消费，他不知道自己是该把这些钱用掉，还是存起来。是的，人都是乌合之众，都是随大流的感性动物。江树良也不例外，他安慰自己说：“就买个电视机吧，这几年好歹也赚了点钱，日子也没那么紧巴了。马上要过年了，今年就买个电视机过年，也让高凤英他们娘仨高兴高兴。”想到这里，江树良深吸了一口气，像个战士一样冲进抢购物资的钢铁洪流当中。
傍晚，苕溪河穿过向阳村，依然静静地流淌着。江树良抱着电视机，下了公共汽车，朝自家的山弯弯走去。整个向阳村也如同苕溪河一样安静。江树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耳边没有一丝喧嚣，水牛在田间低头咀嚼着干枯的草根，村中的老光棍刘四在捡拾毛竹运走后剩下来的竹稍和竹枝。炊烟四起，人们大约都窝在家中等着吃晚饭。冬季砍毛竹卖毛竹的繁忙过去了，村民们都安心地在家待着，等着江树良来把卖毛竹的钱送到家中，也安心地等着热闹的除夕夜到来。
这份安宁与下午江树良在县城经历的疾风骤雨有着天壤之别。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如果不是梦的话，那么为什么如堂县城里，人们的担惊受怕，人们的疯狂行为却对向阳村没有丝毫的影响？亦或是，那才是真实的世界，而此刻，江树良以及整个向阳村都沉浸在欢愉的梦境中？
是的，至少江树良一家此刻是欢愉的。电视机是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这些年江树良的生意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水准，标志着高凤英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正在慢慢变成现实；电视机也是个稀罕的东西，冲击着江月和江城姐弟俩对世界的认知，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两人的人生轨迹。
只有江树良略带不安，而这份不安，在江树人的到访后，变成了焦虑与害怕。
正月十五之后，江树人是特地从县城赶回来，来找自己的大哥的。一见面，顾不上寒暄，江树人便直接了当地问江树良：“大哥，你年前收了多少毛竹？都卖掉了吗？钱拿到了吗？”
江树良看弟弟面色凝重，有些疑惑地回答道：“怎么了？你问这个干嘛？”
“哎呀，你快说嘛，钱拿到了吗？”江树人急切地催促着。
“没有啊，我们都是先收毛竹，等老蒋把毛竹卖了，拿到货款后再给我，我再把货款分给乡亲们的。”江树良解释道。
“什么时候能拿到？”江树人又问。
“这个不好说，从往年的情况看，有时候过年前就拿到了，有时候要过完整个正月才能拿到。”江树良补充说。
“你最近赶紧去盯着那个老蒋，争取把钱早点要回来吧，越快越好。”江树人说。
江树良看弟弟这么着急，估计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就赶紧问道：“树人，你这是怎么了？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
江树人说：“由于这几年搞价格双轨，引发了投资过热，现在通货膨胀很厉害。后面估计有大的调整。我估计会影响到你们这些做生意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树人，你有文化，又是领导，你跟我讲讲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江树良不懂弟弟所说的什么价格双轨、投资过热这些个很专业的名词。
江树人只好耐下性子，给大哥详细地解释一番，最后他说：“市场调节放开后，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毛竹收购价格上涨很快的原因。”
“那不是好事情吗？”江树良打断弟弟的话。
“这本来是件好事，能搞活经济。对于你们销售生产资料的人是好事情。可是，老百姓的角度就不一样了。老百姓一听价格都放开了，物价还得涨啊，所以城里的老百姓就疯狂的抢购物资。一抢购，市场上的商品就供不应求了，价格就变得更高。结果就是物价越来越高，在群众间引起了大恐慌。”
江树良在一旁附和道：“怪不得呢，我年前看到县百货公司那里，人们都在抢购东西。”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江树人接着说。“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后面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是必然的了。估计很多投资项目都得停。到时候你这些毛竹都卖给谁去？”
江树良听到这里，冷汗已经顺着后脊梁骨往下淌了。他喃喃自语道：“哦，我明白了，我们的毛竹都是卖给这些项目开发企业做工程脚手架的。项目都停工了，那我们的毛竹卖给谁去啊？妈呀，这不完蛋了嘛。”
江树人说：“所以，后面几年，估计毛竹市场会受到很大影响。但这都是后话了，当务之急，是你去年的毛竹款得赶紧要回来啊。”
江树良说：“树人，你说的对。后面的事以后再说，我得赶紧去找老蒋要钱去。”
雨夜，北风卷着寒潮，无情地撕咬着大地，人们不敢在户外多待一分钟。李家渡码头边的小卖部在掌灯之后便没了生意，早早地关了门。店内灯光昏暗，店老板倚靠在小火炉边打着盹，安静至极，雨水打在玻璃窗上的噼啪声清晰可闻。
老蒋是店内唯一的客人，他守在一部电话机旁，眼睛不时的望向窗户外面，望向码头昏暗的路灯下那堆积如山的毛竹。往年这个时候，这些毛竹早就被来自上海和杭州的买家抢购一空，可今年的市场行情就如同这冬季的暴雨一般反常。那些个老主顾全都临时反了悔，有的说现在不缺毛竹，要再等一等；有的说资金周转不灵，要再等一等；有的干脆说工程都停工了，预订的毛竹不要了，订金也不用退还了。老蒋只能天天守在这个小卖部的电话机旁，一遍一遍地打电话，打到没人再愿意接听电话为止。他有些绝望了，他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啊，梦醒之后那些老主顾依然能笑脸相迎，挥舞着钞票，把这些毛竹运走。
突然，小卖部的门被顶开，一个瘦削的身影从黑暗的雨幕中闯了出来，雨水顺着那人的雨衣下摆流到小卖部的地板上，打湿了一大片。那人看到电话机旁颓废萎靡的老蒋，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他的面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把他拎了起来。那人大喊道：
“老蒋，好家伙，你躲在这里啊，找的我好辛苦啊！”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江树良，他已经找了老蒋半个月之久。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店老板和老蒋都吓了一跳。店老板以为是遇到强盗，随手抄起一根木棍，正欲发作。只见老蒋扑通一声跪倒在江树良面前，抱着他的腿哭起来。
“小江，小江啊，我们这次完蛋了，完蛋了！”
“老蒋，你在说什么呢？我们的货款呢？”
“没有货款，没有货款了，下家都违约了。”
江树良的脑袋嗡得一下，他立刻明白了，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弟弟在他家给他分析的情况一点都不是吓唬人，并且提前发生了。
“那毛竹呢？”
“毛竹就在码头上堆着呢。”
江树良赶紧拿着手电筒，跑到码头上去查看。只见毛竹都堆在码头的烂泥地里，没有丝毫遮盖，被雨水疯狂地冲刷着，压在底层的毛竹因为长时间泡在水中，已经变了颜色。江树良心疼得直跺脚。他跑回小卖部，一把拽起老蒋，让他坐在椅子上。他没有再朝他发火，而是让店老板给老蒋倒了杯热水，他就在一旁陪着他。许久，老蒋平复了心情，他对江树良说：
“小江，我对不起你，这次要把你也亏惨了。”
江树良说：“老蒋，你也别这么说，大形势变了，也怪不到谁头上。”于是，他就把弟弟跟他说的事情给老蒋也解释了一番。
老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办啊，小江，那我们就更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啊。”
江树良思索了片刻，说：“也未必，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客户，你以前的那些客户都联系过吗？”
老蒋说：“都打过电话了，现在都不接我电话了。”
江树良说：“那我们就上门去找，他们不愿意接手的话，我们就跑到工地上去推销。”
老蒋看着江树良，这个比自己小的多的年青人，老蒋似乎从这个年青人身上获得了很多的勇气。
第二天，天刚亮，江树良和老蒋就从旅馆里走了出来。他们在李家渡的供销社里买了一张很大的油布，还有几根麻绳。草草得在码头的毛竹堆上盖上油布，再用麻绳捆紧。这样做也只能尽量减少雨水对毛竹的影响，因为底层泡在雨水中的毛竹只能任凭它们被水浸透，然后烂掉。
干完这一切，二人朝汽车站走去，他们将要出发去上海。雨中，二人相互搀扶着，这一夜，似乎让两人的身份发生了互换。以前，都是老蒋带着小江闯荡生意场，可如今，老蒋仿佛瞬间老了十岁，佝偻着身体显得非常脆弱，而江树良瘦削但挺拔的身体充满力量，成了老蒋的依靠。
这是江树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他第一次离开家那么远，到一座真正的大城市。但是城市的概念在江树良的心中是模糊的，他从来没有去想象过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六几年，有几个到向阳村插队的知青是来自上海的，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一些关于上海的描述。他以为上海遍地都是工厂，到处是琳琅满目的商店，路上跑着汽车，男男女女都穿着时髦的衣服。但这些与他眼前所见的景象是错位的。
江树良和老蒋在青浦下的车，走下汽车的一瞬间，江树良愣住了，放眼四周，都是大片大片的农田，沿田埂的方向，是纵横布局的一排排密密匝匝的平房，宅前屋后有稀疏的树木，也呈线形布局，有两条河流穿过农田和村庄，似乎极不情愿地扭动着身体，稍微打破一点这横平竖直的单调。
“这就是上海吗？这分明就是大农村嘛。”心里想着，这样的疑惑也不禁脱口而出。
老蒋听他这么说，被逗乐了，原先沉重的心情也缓和了一些，他笑着回答道：“这当然是上海，但上海可不都是大城市啊。这里是上海的郊区，基本上就是农村。”
江树良不解地问：“我们的毛竹都是卖给这里的农村吗？不是用于城市建设的吗？”
老蒋说：“是，也不是。我们的毛竹主要是卖给这里的工程队，他们用在什么工程上不好说。听说这几年乡镇企业发展很快，这里的工程队都是接这些乡镇企业的活，也有农民盖房子的活，他们都接。搞乡镇企业也算是城市建设吧。”
江树良听完稍微有些失落，当初老蒋来他家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毛竹都是卖给上海和杭州的大公司的，用于城市建设，他们需求量很大，绝对不用担心销量问题。
“这样的工程队多吗？”江树良问。
“多着嘞，目前，我在上海的客户总共有6家，如果咱们能渡过眼前的难关，我还想着再发展一些下家呢。”老蒋说。
江树良点点头，“行，那我们这次既然来了，就多跑几家。”
二人搭一辆拖拉机来到一个村子，见到了老蒋说的工程队的汪队长。汪队长家看上去也只是个平凡的农村家庭，差不多的平瓦房，差不多的院子。只是与江树良家比起来，汪队长家要富裕得多。房子更大、院子更大。大彩电、大冰箱，对于江树良来说都是难得一见的物件，更不用说院子里停着的一辆小货车，无不显示出农村与农村之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
与汪队长东扯西拉地聊了一会儿，江树良也基本搞清楚了汪队长的情况。青浦的农村依托着大上海这个巨大的经济引擎，有着其他省的农村所不具备的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再被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之上，很快便爆发出巨大的发展动力。汪队长这样的年富力强的农村青年，有的进厂务工，有的搞起来小生意，有的干脆自己开办企业，而汪队长就搞起来一支工程队。城市与乡村之间商品流通的壁垒被打破以后，汪队长们的劳动产出，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都有上海这个巨大的市场买单。江树良不禁感慨，人啊，命运总是千差万别，而人的出生地就是命运的起点，甚至可以说是命运偏差的根源。这里的农村，市场繁荣，经济活力自然很强。老百姓们不用付出太多的努力，便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是，对于向阳村的农民来说，就完全是另一副情形。这里的农民是闭塞的，是远离市场经济的，全年唯一的盼头就是能够把自家山上的毛竹给卖出去，而那个全村的依托，就是江树良。
不用老蒋和江树良解释，汪队长自然明白他们这次来的目的。稍作休息之后，汪队长便开着小货车，载着老蒋和江树良去他们的工地看看。工地在离村庄不远的一个集镇上，这里的建筑布局不似村庄那般整齐和有秩序，而是见缝插针地盖了很多房子，多半是简易的厂房，显得凌乱不堪，工地就挤在这些建筑当中。工地被一道由各种烂木板拼接而成的围墙包围着，围墙上挂着一道条幅，上面写着“华强塑料制品厂扩建工程”。工地上，除了一个看门的老大爷，空无一人。
汪队长说：“你们都看到了吧，我没有骗你们，工程已经停工了，什么时候能复工也不清楚，所以，正月过完，工人们都进工厂干活了。我们去年干了一年的工程款，到现在也没有拿到。我手上这样的项目有三个，都停工了。再过段时间，如果还不复工，我也得另谋生路了。”
江树良和老蒋都十分失望，看来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老蒋的其他几个下家估计也是差不多的情形。看来得另外再想办法。于是，江树良就问汪队长：“上海这么大，难道所有的工程建设项目都停工了吗？”
汪队长说：“那倒不是，只有一些像这样的小型的乡镇企业扩建工程，企事业单位宿舍建设停了，那些大型的城市道路桥梁的工程都没有停，还有几个市级开发区建设也没停。”
江树良接着问：“这些工地都在什么地方呢？你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想去碰碰运气。”
汪队长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江树良，说：“你不是开玩笑吧？怎么碰运气啊，你以为卖建材像卖白菜那样，在马路上吆喝吆喝就有人来买了？”
老蒋听江树良这么说也吃了一惊，他知道江树良是一个执着的人，但没想到他能执着到如此这般失去理智，也赶紧出来劝慰他：“小江啊，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很着急，可是这件事，咱们还是得听汪队长的啊，开发区的那些大项目都是国营建设公司在做，他们的采购系统复杂的很，我们哪里能进得去啊。”
汪队长在一旁有点嘲讽地说：“不是我打击你们啊，别说进他们的采购系统了，就是进到他们工程里打小工，恐怕你们也没有门路。”
听了他们的话，尽管信心和自尊都受到极大的打击，但江树良还是认可了他们的观点。这里可是大上海，不是他们的乡里和村里，很多事情恐怕不是靠着一股蛮劲就能解决的。
随后的几天，江树良只能乖乖地跟着老蒋去拜访了他的其他5个客户，不出意外地，全都和汪队长的情形差不多。在上海再待下去也无太大意义，老蒋跟江树良说：“小江，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回家后再想想其他办法。”
江树良此时的心情已失落至极，他还是想到市区的开发区去碰碰运气，想要再做些挣扎，可就如同不会游泳的溺水者一样，无从发力，徒劳无功。站在大上海郊区空旷的公路上，江树良面朝着市区的方向，远处隐隐约约的灰色的城市轮廓带着些许阴森的气息，他没有真正进入到城市，只在城市的边缘浅浅地打了个照面，便被那种巨大的、未知的力量所震慑。背后的夕阳快要沉入地平线，把江树良的影子投射在地面上，长长的阴影由宽到窄逐渐与远处城市的阴影融为一体，让江树良感受到来着内心深处的寒意。自此，在他未来的人生路上，就再也没有什么机会与真正的城市发生直接的关联。直到若干年后，他的儿子，他这个老农民的儿子，与城市之间又建立起一种微妙的关系，那是一种在身体上无法割裂，在心理上又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此刻，江树良并不知道这样戏剧性的结果：命运将他推回到农村里，在若干年后又将他的儿子拉到城市里。他扭头转向老蒋，坚定地说：“走吧，回家。”
江树良回到向阳村的家中，本以为是一个安宁的港湾，却不知道，这里早就成了另一个梦魇。家里面已经被全村的父老乡亲们挤得满满堂堂，人群的喧嚣在半里地之外都能听到。无辜的高凤英被人群围在中间，委屈地抽泣着，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不知所措，只能在人群中无力地咆哮着，希望把这些人都从家里赶出去。好在江树良回来的及时，才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他从人群外面，用力的拨开挡在自己面前的每一个人，费力地来到高凤英面前，将她挡在身后。人们这才发现江树良回来了，人声开始达到鼎沸的状态，大家七嘴八舌地喊着：“还钱！还钱！”
闹腾了一阵子，有人站出来，双手在空中挥了挥，人群便安静下来了。不是别人，正是江树良的舅舅——村支书徐天明。另外有人说到：“徐书记，你代表我们，问问江树良，他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付毛竹款？这些天他都去哪里了？是不是准备逃跑了？”
徐天明瞪了那人一眼，说：“逃什么跑啊！人家土生土长的向阳人，老婆孩子还在这里，他能跑到哪里去？”随即，他又转过脸来，质问江树良：“树良，你是怎么搞的嘛，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们。要不是老钱去李家渡走亲戚，我们还不知道毛竹都滞销了。”
江树良一看是舅舅带头闹事，气就不打一处来，抛开是亲戚不说，就谈生意的事。当初，徐天明鼓动着江树良说要搞示范，要做大规模，江树良为此答应给舅舅的价格比其他人高三成。可几年后，事实证明，徐天明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多拿了钱，在乡里出了名，可对于江树良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现在倒好，遇到一点困难，第一个带头刁难他的，还是这个舅舅。但，此刻，无论如何，也不是江树良该发脾气的时候。他缓和了一下情绪，说：“舅舅，各位叔伯，兄弟姑嫂们，你们听我说。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点困难。主要是大形势有变化，对我们毛竹的销售市场影响很大，所以，现在毛竹很难卖出去。”
“我们不管这个，我们也不懂这些。你就说什么时候还我们钱吧？”人群又开始沸腾起来。徐天明又挥了挥手，示意大伙儿安静，说：“你们别吵了，听树良说，看他怎么解决。”
江树良接着说：“钱一定会给大家的，只不过现在毛竹没有卖出去，我手头上的钱也有限，所以，我只能分期给大家付，毛竹也总是会卖出去的嘛。”
听江树良这么说，人群中的意见开始分化起来。有的说：“那不行，我还等着用钱呢，这钱是给儿子讨媳妇用的，哪里等得了？”也有的说：“分期是分几期啊，什么时候能全部给我们啊？”还有的说：“我看大家也别太急了吧，树良都说会给大家的，应该不会有错吧。”
江树良看大家情绪有所缓和，便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沓现金，说：“各位，我现在有2000块现金，也是我的合伙人老蒋自掏腰包拿出来的，今天这个钱大家就先均分，其他的钱，我再慢慢凑，然后送到大家手上。各位，咱们都是乡里乡亲，你们很多长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树良的人品，你们还不相信吗？欠大家的钱，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给大家还上。”说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几个村里的长辈，赶紧上前把江树良扶了起来。
这时，老书记陶林汉闻讯赶了过来说：“大家都听我说，树良的为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他什么时候骗过人？害过人？做生意嘛，总是会有失手的时候，前几年树良帮大伙儿卖毛竹，你们赚了钱怎么没有人上门感谢他的？现在遇到这么一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了？今天，我给树良作担保，他欠你们的钱慢慢还，欠我的钱最后还。以后有纠纷就到村委会去解决，你们谁也不许跑到他们家里来闹事。”
有了老书记的担保，村民们心里都放心了些。即使不放心，也不好意思拉下脸来继续闹。领了江树良的钱之后，就纷纷作鸟兽散了。
春日的向阳村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漫山遍野的竹笋仿佛在一夜之间破土而出，并且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地生长着，短短的一个月，便窜到了两人多高。1984年以来，村民们都尝到了毛竹销售带来的好处，就更愿意花精力和财力去养护竹林。如今，竹林的出笋率非常高，成材率也非常高。新出的笋根根长势喜人，直径在八九公分以上的大毛竹漫山遍野都是。本来，这将是又一个高产年，可是，江树良看着这漫山遍野的竹笋，却满面愁云。经历过了年前毛竹滞销事件，他似乎有一点点明白了什么叫做市场，就是说，你的产品的价值，完全是由市场的需求决定的，没有了市场需求，这些毛竹再多也一文不值。可他又似乎更不理解市场了，为什么市场的需求会在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了呢？
欠下村民们的一万多块的毛竹款成了江树良沉重的负担，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先分给了村里的困难户，然后，就和老蒋去各地跑销路。跑了大半年，也没有卖掉一根毛竹，直到堆在李家渡码头的毛竹都烂掉，或是被附近的村民拿去当了烧饭的柴禾，他才彻底地死了心。他和老蒋商议，两人各分担一半的欠款，慢慢地还。可是，人性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显得多么的不堪一击。自此之后，江树良再也没有从老蒋手里拿到过一分钱。哪怕江树良一开始还是像对待老大哥一样尊重老蒋，又或者后来像债主一样，年年到老蒋家里去要钱。老蒋已经完全不是之前在江树良的灶屋里给他描绘万元户蓝图的老蒋了，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老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直到二十年后，老蒋已经去世，江树良也重病缠身，老蒋的妻子才出于同情，将老蒋生前欠下的三千元钱还给江树良。
在江树良还钱的那些年里，他只能靠出卖体力赚钱。他曾经和高凤英一起，仅凭两人之力将一万亩荒山上的茅草割下来，卖了两百块钱。他也到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打小工，赚百十来块的日工资。在他努力还钱的那些年里，我们的社会也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1992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再一次席卷大地。民营企业得到大力支持，发展迅猛。在这一股浪潮中，东南沿海省份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潮头地区，如堂县在这一轮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了富有有特色的竹产业集群。随着产业的发展，数以万计的私营小老板也如同雷雨后钻出土地的蝉。他们在土地中出生，在土地中生长，一朝出土，便奋勇地向高处的树枝爬去。直到完全褪去虫的形态，长出翅膀，飞上树梢，沐浴着改革的阳光，发出巨大而持久的鸣声，这些声音意味着火热而奔放的激情，就像夏日的烈炎一般。
但这声音在江树良看来，却是令人心烦的聒噪声。是的，怎能不叫他心烦呢，原本他也应该是这千千万万的私营企业家中的一个，他也应该站在枝头引吭高歌的。可是现在呢？他这样一位曾经的改革先行者，却被时代所抛弃了，他在无休止的攒钱与还钱中，错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