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妹她们不带自己的兵，在城里混得更开。满妹是袍哥英雄，小红是川剧天后，在江湖上的名声特别的大，无论她们想干什么，江湖中人都争相配合，生怕落下。更何况，她们干的，是跟杨森对着干的事儿。
江湖中人，原本有各种各样的行当，正当行业的人就不说了。做小买卖、做手工、做挑夫的嗨袍哥，只是为了求个安全，有个依靠。不正当行业，比如丐帮、小偷的江湖帮，原本在清末就是袍哥中人。梨园行在那时介于正当和不正当行业之间，也是在清末就嗨了袍哥。
清末以来，大把的士绅由于喜欢川剧，也掺和在里面，戏子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在一般人眼里，戏子依旧是下九流。梨园行有梨园行的规矩，各行都有各行的规矩，但这些规矩都得服从袍哥的大规矩。即便满妹和小红要干的事儿不合各行的规矩，但由于她们是袍哥中响当当的人物，干事合乎袍哥道义，人们也就只能委屈自己的行规了，比如教外人变脸，教别人不行，但教满妹就没人说什么。利用唱戏跟杨森捣乱，戏班子也得配合。搞乱标语、撒传单，交给小偷的江湖帮来干。小偷和乞丐早就仰慕满妹的大名，有机会给满妹效劳，乐不得的。何况，这样给官府捣乱的事儿，原本就是他们喜欢干的。这个时候，满妹已经是袍哥的神了，她说话就跟神一样好使。
只要不是正经八百的军事行动，捣乱的事儿让这些江湖人来干，真是得心应手。清流袍哥中的士绅，比如尹仲锡这样列于五老七贤中的人物，当然不屑于直接跟乞丐和小偷打交道，但对于满妹、小红她们为了给杨森捣乱，跟这些人来往，倒也犯不上反对，反而会睁只眼闭只眼，乐见其成。
所以，没有了自己的兵，满妹她们反而放开了，捣乱捣得更加肆无忌惮，昏天黑地。在捕快出身的侦缉队长开溜之后，在成都城里，她们几乎可以说是为所欲为。杨森名义上还是成都的统治者、大军头，但在市面上已经成了一个笑话。街巷里，反倒是满妹她们的天下。
打完赖心辉之后，杨森的庆祝造势活动被满妹她们一通蛋捣的，变成了一场闹剧，不仅没有达到给自己脸上贴金的目的，反而对部队的人心士气造成了严重影响，主帅杨森的形象愈发小丑化。可是，杨森自己还不觉味儿。这回刘湘他们打过来了，在他看来，是正好。反正下一步我就要打你了，你打过来，反而给我增加了道义上的分数。然而，这么长时间的倒行逆施，至少在成都，杨森无论干什么都是错的。而成都的民间舆论又是整个成都平原的风向标。刚刚打败赖心辉，杨森觉得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都正是顺风顺水，处于顶峰，这个时候刘湘送上门来，真是正好。
有独裁霸道心思的军头，必然喜欢下面的人拍马屁。只要他们喜欢，下面就会马屁成风。马屁一旦成了风，我们今天所说的形式主义这一套玩意，就必然会盛行起来。干事的仪式感特别强，事情的内容反倒没人在意了。杨森自以为是领袖，领袖的风采必须通过表面上的各种形式才能烘托出来。而下属的阿谀奉承，也通过仪式才能表现得像那么回事。这样的仪式，实际上，就是马屁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不，杨森出征，部下们说一定要搞一个出征仪式。
仪式之一，是一个祭旗仪式。过去祭旗是要杀人的，至少也得杀牛或者杀羊。都民国了，杀人肯定不时兴了。杀牛羊，自己姓杨，也不合适。再说，杨森很现代，不喜欢过去那一套。
不杀牲口，下属就会在别的方面动脑筋。这回是在校场上树一个三丈高的旗杆，下面是仪仗队，一队骑兵，一队步兵，再来一队宪兵，然后还有一队鼓手、一队号手、一队吹牛角的，跟民间大户人家办丧事类似，一队和尚、一队喇嘛、一队道士、一队尼姑。
仪式开始，仪仗队排好阵势，然后鼓角齐鸣，军号吹得呜呜响，喊礼的人大喊一声“有请领袖”！杨森骑着高头大马，走到旗杆下面，发令升旗。于是一面有一个斗大“杨”字的旗帜就缓缓地升起来。所有人都对着杨字大旗立正敬礼。然后，再把这面大旗拿下来，打仗的时候带到前线，让旗手举着大旗往前冲。
然而，这回的祭旗仪式竟然出事了。杨字大旗快要升到顶端的时候，就在大家都仰着脖子看的当口，绳子突然断了，大旗颓然地从上面掉了下来，一头栽到地上。见状，所有人都大惊失色。在讲史的戏剧和小说里，凡是出现了这样的事儿，绝对都是不祥之兆。如果旗杆断了，或者说旗帜下来，都是天意，上天告诉你一你要倒大霉了。如果是军事行动，必定要失败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事儿不是天意，而是民意，是满妹她们事先把绳子用酸腐蚀了，升旗的时候就会断掉。
这个事儿让杨森心里很堵，即便他宣称不迷信，但毕竟是中国人，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以至于接下来的出征仪式，他都心不在焉。
这个仪式，就是在军中找一个姓杨名叫得胜的士兵，打扮好了，一溜小跑，跑到杨森面前，立正、敬礼，报告说：“报告领袖，杨得胜向你报到。”
按道理，杨得胜报告完了，杨森得大声回一声“好，杨得胜”！这个仪式寓意非常明显，就是他姓杨的获胜嘛。但是，杨得胜报告完了之后，杨森竟然没有反应，搞得杨得胜不知道是该下场，还是继续待着。
凡是看过这一幕的人都心情大坏，大家心里都在嘀咕：不祥之兆，不祥之兆。这仗，还能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