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中城区依美服装店。
易之林和董介名先到了第一名证人那里，是一个卖服装的女老板。两人亮出了证件，表明了身份，和女老板坐在了服装店的沙发上。
“这份笔录我来写吧。”易之林对董介名说道。
“要得。”董介名巴不得不做事，应了一声。
易之林以前在三大队，是三年前调到机动大队的，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参与过很多其他大队的侦查辅助工作，就如今天的取证一样，都是机动大队常干的工作，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面前的女老板，是一大队正在侦办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目击证人，易之林一边询问，一边认真地做着笔录。
“请问您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易之林问道。
“我叫姜鑫琼，三十六岁，家住南城区周蒲路。”
易之林记录完后，继续说道：“八月四日上午，在中城区智行路九十号的门口，您把您看到了什么，仔细讲一讲。”
“好的。”女老板点了点头，便把当时自己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讲了出来。
易之林时不时插话，问了一些细节，女老板都很配合。
坐在一旁的董介名，一言不发，表情木然，嘴角微微下垂，双手无意识地摩挲着沙发面上的真皮，目光空洞而迷离地穿梭在空气之中，思维早已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飘向了远方。
半个小时后，询问结束了。
接着，两人又来到了第二名证人那里，是个开餐馆的男老板。
这个案子也是一大队在侦办，是一起故意伤害案，男老板是犯罪嫌疑人的一个亲属。
按照先前陈卫镔说的，这次询问的笔录，该董介名来写了。
三人在餐馆的包房里坐了下来，易之林把询问笔录纸和笔递给了董介名。
董介名歪着头，很不情愿地接了过来。
董介名以前在四大队，一年前调来了机动大队，他和易之林一样，也参与过多次其他大队的侦查辅助工作，因为他对工作根本不上心，写的笔录常常不符合要求，前任大队长批评他多次，还是拿他没办法，后来就基本上不让他写笔录了。
这次陈卫镔指令两人各写一份笔录，董介名心里十分抗拒，心想，这个新来的陈卫镔，还不知道我的情况，反正我就那样，到时看他怎么办。
董介名心里暗自笑了笑，开始询问证人，随便提了一些问题，敷衍了事地写着笔录。
询问期间，证人说了十句重要的话，董介名却在笔录纸上写了一句，反倒是那些证人说的无关紧要的话，他却记录得更多。
旁边的易之林发现董介名完全没有抓住关键，不时摇着头，那个新来的大队长陈卫镔，看到这样的笔录，会是什么反应呢？
出于内心对取证工作的负责，易之林实在忍不住了，便时不时补充提了一些问题，但是，董介名对易之林的提问毫不在意，根本就没有记下来。
取完证，中午十二点，易之林和董介名回到了机动大队。
两人进了陈卫镔的办公室，把各自写的笔录交给了陈卫镔，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上。
陈卫镔先是看了看易之林写的笔录，习惯性地摸着下巴，不时点着头。
“闷葫芦”易之林，是公安大学比自己低三届的师弟，虽然他有严重的洁癖，但是，做起事来还是很认真的，业务素质还算过得去。
看完后，陈卫镔拿起了董介名写的笔录。看着看着，他的呼吸开始加重，眉头紧锁，脸色铁青。
在看完的那一刹那，陈卫镔右手高高地举起笔录，做出要丢的动作，朝着董介名大喊了一声：“老子硬（硬：方言，发音为èng）是想给你撕球（球：方言，语气助词）了。”
“嘿嘿！”董介名挠了挠后脑勺，尴尬地笑了笑。
陈卫镔那两只瞪圆的眼睛，像两把利剑一样刺向了董介名：“你笑个锤子，你看嘛，你个哈儿写的啥子笔录，要重点没重点，要逻辑没逻辑，交给人家一大队，不遭笑惨才怪，丢死个人。”
易之林瞅着陈卫镔的样子，还真是生气了，看来他和上一任大队长还真不一样。
董介名站起身来，低着头，含着胸，双手小心翼翼地拿过陈卫镔手中的笔录，笑嘻嘻地说道：“陈大队，我……我只有这个水平的嘛！”
陈卫镔拍了一下桌子，说道：“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嘛，我看你就是不用心。今天下午，你们两个再去找一下你写笔录的那个证人，重新去跟老子问，重新写。”
董介名的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是看到陈卫镔如此坚决，如果自己赖着不去，还不知道会被怎样批评，只得应了下来。
中午一点半，易之林和董介名再次来到了证人所在的餐馆。
这一次，证人明显有些不耐烦了，但还是强压住心中的不满，配合着再次做了笔录。
“介名，真得认真些了。”易之林知道笔录对案件的重要性，小声提醒道。
“放心，我心里有哈数（哈数：方言，意识是分寸）。”董介名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心中还是满不在乎，心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在上一次笔录的基础再多记一点儿，差不多就行了。
易之林多了一个心眼，在董介名询问证人并做笔录的同时，他在旁边也做了一份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