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老祖宗，一般人家往上数，大概最多只能数到高祖父。对于高祖父，一些人家可能还有一点模糊的记忆，再往上，恐怕就不容易说清楚了。
我老家那一带农村称高祖父为八太爷。从奶奶以及家族很少的几位“元老级”成员那里，我零星听到过有关八太爷的一点情况。大意是：八太爷娶了八太奶，没生养就去世了。为了给张家留后，八太奶招赘了何姓八太爷，生养了大太爷与一位姑太后，八太奶也去世了。之后何姓八太爷又娶了一位八太奶，生养了二太爷、三太爷与另一位姑太。按习俗，大太爷、二太爷要给张家顶门立户，都姓了张；三太爷要给何家顶门立户，便姓了何。
家族中有关八太爷的记忆，竟然仅限于接续香火这一点，充分说明旧时的人家，的确把
传宗接代当成天大的一件事。
我是大太爷这一脉的后代。大约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从生物课上获得了一点遗传学知识，有一天我忽然和父亲讨论起血缘问题来。我郑重其事地向父亲指出，我们本应该姓何，不姓张。父亲一下子愣住了，诧异我为什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我便严谨地向父亲论证道，我们本是张姓人家，但姓张的八太爷并没有男性后人，生养我们的是何姓八太爷。从血缘关系上说，我们已经与张姓无关，身上流淌的是何姓八太爷的血，所以我们应该姓何才对啊！父亲听了沉思片刻，之后摇摇头说：“改姓是一件大事，整个家族中的直系、旁系成员都会被惊动，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再说，好几辈人都这样过来了，现在你提出要改姓，你早已去世的爷爷、太爷会同意吗？”
等我慢慢有了一些阅历，才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要改姓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一个人或一户人家究竟姓什么，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血缘，还有历史、文化、习俗以及伦理等方面的复杂因素。在何姓八太爷进了张家的门之后，张姓家族的血脉的确戛然而止，但张姓的家庭氛围、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却如影随形、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子孙后代。人是不可能超越环境而存在的，一个家族、家庭也是如此，就算当时大太爷也改为何姓，却无法避免张姓家族的传统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其实，一个人、一个家族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这个家族，是否在一些方面卓有建树、可圈可点，至少在能力、品质上不要辱没了祖先。
我的老家位于甘肃省泾川县丰台镇张观察村。自小我就为这个村名纳闷，怎么看，“张观察”都不像一个村名，而像是对一个姓张的官吏的称呼。宋金对峙时期，泾川为金朝管辖，有一位叫张行信的节度使，曾兼任过泾州观察使，传说给我们村办过什么好事，于是村民把村名改为“张观察”。但这个传说实在太勉强，并没有可靠的史料来证实。全村数百户人家几乎全姓张，大约分为十几个不同的大家族，要问老祖宗从哪里来，也流传着来自“山西大槐树底下”的说法。但这个说法未免太笼统，大半个中国的人都这样说，便让这种说法失去了实际意义。本土文化学者张怀群先生曾详细考证过张观察村张姓人的来历，认为从史料记载以及当地出土文物来看，该村人属十六国时前凉政权创始人张规的后裔。但史料中至今未发现有关“张观察”的任何直接记载，因而所有关于“张观察”的说法，目前都只是学者的一种推测。
退一步讲，就算我们村的人都是张规的后裔，那又能怎么样？从古至今的张观察村的人，又有哪些重要的事迹可以与张规相提并论呢？
一个家族，如果没有族谱之类的记载，往上数不了几代，就已经无法说清楚了，何况是一个村呢！只是，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如同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会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
命中注定，兄弟要分道扬镳
一母所生的几个兄弟，看起来面貌相似，幼时在同一口锅里搅勺子，好像会一起奔向同一种前程。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着走着，就会慢慢地散开，最后各奔东西了。
爷爷辈兄弟3个，虽然都属于农民，却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人生。大爷是我亲爷爷，死于一场突发的山体滑坡，当时他在深沟中修挑水要走的路，遇难时不足50岁。二爷年轻时，两次被国民党拉壮丁，后来据说在行军途中患重病去世，估计年纪二十六七岁，年纪轻轻的二奶奶只好改嫁。三爷沉默寡言，似乎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一辈子只知埋头干活，活了六十五六岁，无疾而终。大爷、二爷的一生，完全算得上是苦难深重，辞世时都未达到该有的寿数。三爷因三奶奶个性倔强，上下两层婆媳关系都十分紧张，因而也是一生没过过安生日子。小时候，我们家与三爷家一墙之隔，隔三岔五，就能听到三奶奶扯开嗓子，婆婆、媳妇轮流着骂，从白天一直会咆哮到晚上。偶尔有几日十分宁静，并非三奶奶脾气变好，而是她串娘家去了。
二爷大约是有一些胆量的。第一次给国民党出兵，他中途竟然跑了回来。第二次出兵，究竟是被当作逃兵抓走的，还是按常规被征走，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没人能说得清，反正是再也没能回来。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兵源严重不足，看到我家还有我三爷，便又给我们家派了一个出兵名额。我大爷年轻时，一条腿受过伤，行动不是很利索，因而一大家子人，主要得靠我三爷干活。为保证家中有足够的劳力，我们家便用15石麦子，雇了奶奶娘家大侄子，我应该叫他表叔的，顶替我三爷出兵。这位表叔的命运起初看起来凶多吉少，谁料他却能遇难成祥，只在国民党军队当了几个月兵，不知是阵前起义还是被解放军俘虏了，总之他参加了解放军，后来还成为志愿军上了朝鲜前线，又一次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考验。表叔在部队干了近20年，最后成为一名军官，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转业到咸阳一家纺织厂工作至离休。给国民党出兵的结局无非就两个：或者像我二爷那样死在行军中或战场上，白白做了国民党政权的陪葬；或者像我这位表叔因祸得福，由此展开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但显而易见的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在那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年代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表叔那样的好运气。
父亲这一辈兄弟两个，也是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在父亲之前，我们家族从未出过读书人，爷爷大约看父亲还算一块念书的料，于是一心供他上学，终于让父亲在1957年考上了地区师范学校。考上学，对父亲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从此父亲便成了“公家人”。但母亲的身份是农民，父母结婚后只能将家安在农村，因而最初的10多年，我们家是与二叔家在一起过的。二叔虽然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但悟性非常好，后来靠不懈的自学，也能看得懂《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我小时常看到一个情景：父亲回家探亲时，常常与二叔蹲在地上聊天，两个人一边说话时，一边都用小木棍在地上练字，因而父亲和二叔都写得一手好字。值得一提的是，二叔18岁就当了生产队队长，之后又在村里当干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是村支书，20多年后才从村支书的位子上退下来。虽然二叔一辈子都没走出农村，但能在较长时间里担任村干部，也算是农民当中出类拔萃的人了。
我们这一辈人兄弟4个，在改革开放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由于母亲是农村户口，我们家作为农民家庭，一直在农村待了20多年，我们兄弟都属于不折不扣的农民子弟。如果20世纪70年代末不搞改革开放，高考制度也恢复不了，也没有“农转非”政策，我们兄弟4人大概都只能去当农民，人生的轨迹可能会大致相同。然而幸运的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时代与国家的大转折终于出现了，也带来了我们个人命运的大转折。大约由于父亲是读书人，他一心供我上学，对我将来能靠读书改变命运寄予厚望。1981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节点，那年我有幸考上了大学，实现了跳出农门的重大跨越，人生从此呈现出与其他兄弟不同的气象。1983年我家享受“农转非”政策，鉴于二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父母担心他到城里后不好就业，于是就动员他放弃进城的机会，留守在老家继承祖先的事业，其他两个弟弟去城里寻求发展。兄弟4人当中，大约因为我夫妻俩都有学历，给孩子提供了良好的成长条件，因而儿子学习成绩优异，直到赴国外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供职于上海一家科技公司。我时常想，我是故乡麦地里一株不安分的麦子，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麦地，于是我毅然决然地从地里跑出，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城里。我的根无疑还在农村，但我已经使自己这个小家实现了由农民向市民的历史性跨越，明显与其他兄弟的家庭拉开了距离。二弟在农村坚守了大半生，虽然也使出浑身解数致富，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至今也不过是越过了温饱线而已。好在他的一对儿女，已通过上学、打工的途径走出了农村，因而从他们下一代人起，也要彻底离开世代生活过的地方了。
命中注定，兄弟们要分道扬镳。只是，有的人一生会一帆风顺，有的人生活却充满了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