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千百年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基本上没有与乡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生活在乡村的绝大多数农民，从来都是不掌握或者很少掌握文化知识的文盲或半文盲。虽然农家门额上，常常也写有“耕读传家”的字样，但那不是告诫子弟为耕田而读书，而是要他们铭记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教导，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就实现“鲤鱼跳龙（农）门”，在过去通过科举在如今通过高考，进入到设在城市里的衙门或者机关里，那里从来都比乡村更有强烈的诱惑力。
相对其他阶层而言，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整体上来说不是文化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他们历来主要是靠体力而非脑力获取生活来源，那些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尤其如此。由于整个农民阶层受教育的程度不是很高，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并未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因而我国的文盲或半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民中也基本上没有中高级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农民缺少文化的状况之所以会长期存在，其中有经济能力不允许他们享受教育的原因，也有农民长期在观念上不重视文化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从事传统农业以及在乡村生活，实际上用不到多么深厚的文化知识，或者说没有文化照样可以做农民，种地对文化并没有多少刚性的需求。既然做一个农民主要靠力气吃饭，因而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最要紧的，又何必去花那么大的代价去寒窗苦读呢！
仔细考察农民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有自然条件较差、资源匮乏的原因，有从事传统农业本身收益较低的原因，也有灾害、疾病等方面造成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缺少文化。没有文化，造成农民没有广阔的视野，难以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无法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缺乏彻底改变贫困命运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不过，农民从整体上普遍缺少文化，并非意味着乡村就不会产生知识分子，实际上，历史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都出自于乡村，一些知识分子政治上失意后还会退隐在乡村，说明乡村仍然具有产生知识分子的土壤。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古代的科举与现代的高考，如同一架功能强大的人才收割机，将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量地选拔到城市里，这样农村便由于知识的稀薄而长久地衰落了。越是艰苦的地方，人们对土地越是有巨大的离心力，往出走的欲望就越是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贫困县，往往越是闻名遐迩的高考状元县，许多贫困县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几十年间，竟然有数万农家子弟考出去，这些人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城市里。城乡二元分割格局其实并非出现在现当代，这种差别在历史上就始终存在着，只是表面上看似乎是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别，本质上却是文化的积淀、活力与能量的差别。城市不仅是工商业以及巨额财富的聚集地，同时也是人才、知识的聚集地，乡村中的人才与财富总是不断地流向城市，致使乡村一直处于失血状态，乡村如何能与城市并驾齐驱地发展呢！
如果说，高考制度以及城市较好的发展机会，一遍又一遍地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家子弟选拔到城市里，造成乡村在文化上的巨大贫困，那么民工潮的兴起，又让更多头脑灵活、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更多地疏远或脱离了土地，致使农业、农村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能够持续去城市、去发达地区打工的这一部分人，从年龄上来说，是农民中的青壮年；从体力上来说，是农民中的强健者；从掌握的知识和智力上来说，是农民中的佼佼者，总之，他们是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他们通过出外打工谋生的途径和方式，从从事传统农业的土地上转移了出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应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这样既在智力上又在体力上，反复不断地减弱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无疑会让农村目前的情况更加雪上加霜，这种状况又会延缓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农业要真正实现产业化、集约化，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的变迁，中国农民要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农民就必须成为文化知识的掌握者和使用者，必须在头脑中掀起知识与思想的风暴，这样才能使土地摆脱千百年来的落后与愚昧，使这块古老的大地焕发生机和希望。
时下，扶贫攻坚已经让中国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国家将“三农”工作的重心聚焦到乡村振兴上，而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也应该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