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0岁后离开故乡到外面闯荡，基本上脱离了原有的人际交往圈，于是便一直把阅读本土作家的作品，当成自己与故乡一种精神上的维系。石凌君的作品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较晚，但是她一出现便引起我的注意。原因是她从事写作的时间并不长，然而作品的起点和水平却比较高，她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其他人也许需要10年或20年，不断练习与积累才会达到的高度。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石凌少年时就读于平凉师范，而我当时正在该校任教，也算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学校便安排我辅导学生的课外写作。不过我给石凌所在的班没有教过课，而且她那时好像也不属于校园文学青年，因而她从未听过我的写作讲座，我自然也不认识她，更难以预测有个叫张惠灵的学生，若干年后会成为作家石凌。多年后回过头一看，我先后辅导过的练习写作的学生，大概有一二百人，有的在校期间就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作品，有的得到过各种写作大赛的奖项，但大多数人出了校门便不再写了，现在坚持写的屈指可数。石凌潜心读书、执著为文，不鸣则罢、一鸣惊人，以凌厉之势在文坛崭露头角，是目前平师毕业生中，写作成绩突出、影响也较大的写作者之一，这种状况既让我十分欣慰，又让我感慨万千。
读石凌的作品，给我的印象和感受十分丰富而复杂，最主要之处有如下几点。
一是作品数量之丰、题材之广、类别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大多数初学者练习写作以及发表作品，一般都会经过一个数量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过程，而石凌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比较晚，但是一写起来就呈现出一种井喷的状态，不仅作品的数量十分可观，而且整体质量也不算低，因而很快受到一些读者以及评论者的瞩目。文学创作是一项才气活，从古到今都有文思泉涌、倚马千言以及一发而不可收的例子，但某种程度上又是一项体力活，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是不大可能取得突出成绩的。石凌在不到10年的创作时间里，陆续出版了2部散文集、1部评论集、1部长篇小说，另有数部作品尚待出版，让人不能不赞叹她的才华与勤奋。有人说，作品的价值在于质量而不在于数量，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初入文坛的作者来说，作品数量太少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影响，有了一定的数量才有条件去谈质量。石凌一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作品，显示出她具有十分旺盛的创作力，可以想象在每一篇作品后面，她应该都下了不少功夫。同时，石凌的作品在题材上十分广泛，你所能看到的、听到的或想到的事物或问题，她的作品几乎都有所涉猎，无论是反映身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喜怒哀乐，还是表现当今时代重大而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矛盾，她一般都能做到言之有物或有的放矢。她可以饱含深情、驾轻就熟地写出回忆乡村农忙生活场景的《收黄天》，又能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写出直击现实的《想起袁厉害》；可以举重若轻、汪洋恣肆地写出反映下海与打工潮的长篇小说《支离歌》，又能够旁征博引、切中肯綮地写出评价当代作家小说的评论《柔软的锋芒》……她应该是那种对人生、对社会、对周围一切进行全方位关注的作家，作品题材的广泛不仅反映出她有着十分宽广的视野，同时也说明她对所写内容有着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可以说她已经具备巧妙获取并从容驾驭各种题材的能力。不仅如此，石凌有着十分全面而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写作基础，基于她多方面的尝试、体验和感悟，可以说她具备了多种文体的写作能力，能轻松自在地在各种文体间自由切换，既能挥洒自如地写出大量篇幅短小、构思巧妙的散文、随笔，也能全神贯注、几易其稿地写出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还可以有理有据地写出一篇篇有见地的作品评论或读书心得。当然，一个写作者究竟能否最终成为真正的写作大家，其实也并不在于其所能驾驭的文体多寡，就像主要以诗人面貌名世的李白，其文学成就未必不如号称“全能冠军”的苏轼。但石凌作为一位初出文坛的新人，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运用多种文体写作，而且都写得有模有样、气象不凡，说明她在写作上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禀赋，这是一般的初学者往往难以做到的。
二是高度关注现实，致力于为底层人们造像，令人过目难忘。石凌是一位非常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写作者，在她的作品中很少有风花雪月的缠绵，也几乎看不到个人的闲情逸致，关注并反映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是她作品最主要、也最突出的题材和内容。像《夯基者》《背山工》《笑容如菊》《午夜那些忙碌的日子》《命若琴丝》《熟悉的背影》《书痴》等篇目，都是将目光深情地投向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当中有挥汗如雨的建筑工，有为人修理自行车的老夫妻，有在街边卖小吃的大嫂，还有在困厄中仍然坚持读书的农村青年……作品或感同身受地讲述他们生活的艰辛，或饱含深情地抒写他们心中不灭的期望，或以赞美的笔调表现他们身上闪光的地方，读后令人感慨万端、难以释怀。石凌近期推出的长篇小说《支离歌》，在宏大而复杂的时代背景上，真实、细腻地反映了一群南下打工者的生活，他们为追逐梦想不得不背井离乡，忍受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悲欢离合与荣辱沉浮，可以说这是作者为底层人们集中塑造的文学群像。其中可称之为打工者典型人物的袁宏涛，既有传统农民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又有新时代农民工改变命运的智慧和魄力，他以企业高管以及创业者的面目出现，其性格的丰富性和形象的独特性，使他成为小说中刻画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其他人物形象如江海岩、孙玉涵、江海珍等，作为不同方面的底层人物，也都各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江海岩的形象最具复杂性和深刻性。
三是充满忧患意识，富有自我反省精神，令人为之一振。石凌坦言，鲁迅先生是她最崇敬的作家之一，她曾经到绍兴拜谒过鲁迅先生的故居，也曾到北京参观过鲁迅博物馆，更在数次学术活动中听学者解读过鲁迅，每一次瞻仰鲁迅、聆听鲁迅、阅读鲁迅，都让她更加珍视和自觉践行鲁迅精神。而鲁迅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心事浩茫连广宇”，便是鲁迅先生忧国忧民的精神写照。石凌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鲁迅先生的遗风，她常常以批评者的姿态介入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尤其对不合理现象及问题的揭示和鞭挞，反映出她的心中有一种深沉的大爱。比如《我的幸福踩着你的伤痛》，本来写的是作者一次游览九寨沟的经历，然而这篇游记却与我们熟悉的游记大相径庭，它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描写九寨沟的风景，文章的重心却是做了一场灵魂的拷问：作为旅游者的“我”，是否将游兴置于经历了大地震的人们的伤痛之上？她在文章中竟然作了深深的自责：“我渐渐对自己此行的目的产生了怀疑，并为自己在大地震后的无为感到羞耻。在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我没有来。在灾后重建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我没有来。在他们流着汗、合着血清除了泥沙，修通了这条路后，我们却以赏景的名义前来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我们每一步都踩在那些无名英雄的伤痛上。”只有深怀悲悯之心的作家，才会有如此严肃的反省与拷问，才会将本可以写得轻松自在的游记，写成了十分沉痛的“忏悔录”。她的大多数随笔或杂文，甚至包括她的许多书评，都是直击现实问题或人的心灵的，读者往往会被她一些激烈的言辞所震撼。不过，她的大致正确或言之有理的观点中，有时也难免包含一些片面的看法，但正是因为有很大的片面性，才显示出她反倒有一种不可多得的深刻。
四是艺术构思机智巧妙，表现手法娴熟，令人击节赞赏。石凌在一次次求索与反思的“行走”中，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这些文章篇幅短小精悍，思想意蕴深刻，尤其是在表现手法上新颖别致，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比如《大唐明月》，这是一篇非常富有巧思妙意、诗趣神韵的散文，可以说集中展示了她构思立意、谋篇布局的能力。文章开首写道：“如果把大唐比作月之盈缺走过的一个周期，那么，唐诗正是月之盈缺的轨迹。”这个比喻十分新奇而大胆，后文应有的表述、铺陈全由此而来，其中既要晓畅准确地说明“大唐”与“月之盈缺”的关系，又要能信手列出“唐诗”中表现“月之盈缺”的佳句，如果对唐诗没有深厚的鉴赏底子，显然是很难做到的。石凌不愧为唐诗的知音，她将后人熟知的唐代四阶段，毫不费力地用不同的月相来概括、描述，依次为初唐新月、盛唐明月、中唐半月、晚唐残月，既显得十分生动形象，又令人感到妙趣横生，实在是神来之笔。至于像创作《支离歌》这样的长篇巨制，就更能看到她艺术表现方面的功力了，她在处理众多人物、纷繁故事方面的过人之处，在于她非常善于将一系列的人物及事件，放到异常复杂、尖锐的矛盾纠葛中去描写，众多的头绪表面上看起来眼花缭乱，然而在她的笔下却又都一丝不乱，反映出她对长篇写作具有相当强的驾驭能力。
仔细考察，石凌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引人瞩目的写作成绩，其原因实在不是偶然的，经历、读书、思考等各方面的准备、积累和沉淀，为她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丰富的经历为她的写作带来了宽阔的视野。石凌起初在她老家一带的农村当过中小学教师，上世纪90年代末她到大城市闯荡，先后做过推销员、报社记者等，亲身感受过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沧桑巨变，之后她又回归故乡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将自己精神的根须深深地扎进土地。同时，她也十分喜欢四处行走，自嘲“行走在边缘”，行走成为她生命的一种基本姿态，在行走中她不停地观察、思考和追问，从而使她加深了对脚下这块土地的认识，也使她的人生无形中增加了广度与高度。丰富的人生经历，不仅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同时也给她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视野，使她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思考社会与人生。比如，从事社会新闻记者的经历，让她有机会目睹了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也了解到某些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真相，诸如下岗职工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农民工工资遭到拖欠的问题等等，都引起她的高度关注，于是在她的许多文章中，可以看到她为这些弱势群体大声疾呼，同时让她也有了《支离歌》这样全景式反映打工生活的长篇小说，反映出她是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写作者。
其次，博览群书为她的写作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一般说来，一个笔耕不辍的写作者，往往也会是一个孜孜不倦的阅读者，写作者爱读书、会读书、善读书，必然会为写作提供宝贵的养分。如果说石凌的“行走”，让她实践了古人所倡导的“行万里路”，那么她的广泛阅读，则同时让她也实践了“读万卷书”。从石凌博客中有关记叙和介绍得知，石凌非常热爱和重视读书，可以说到了如饥似渴、手不释卷的地步，她大约是每两三天就会读完一本书，经常读到深夜乃至凌晨，阅读量大到令一般人为之惊讶的地步。《一川巨流贯风烟》是石凌近期出版的一部评论集，书中论及的书籍在50部以上，既有卢梭、雨果、狄更斯这些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也有钱理群、张承志、杨显惠这些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和作家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她阅读面之广与理解之深。曾经在媒体所做的一个访谈类节目中，石凌谈到自己在读书中的巨大收获，她说：“我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至今仍从鲁迅的作品中汲取力量。鲁迅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人民性，他是心怀大爱的行吟者，他能听到那些底层小人物的哭泣，感受到他们的无助与痛苦，比如祥林嫂、阿Q等，他们的灵魂附到鲁迅身上，他夜不能寐，他要替他们发声。鲁迅永远是值得我景仰的巨人。”正是由于广泛而深入的阅读，石凌不仅大幅度地提升了自己的文学素养与鉴赏水平，同时也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从而为她的写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
再次，善于思考使她的文章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作为一名写作者，石凌给自己的定位是“行走边缘，关注底层”，在她看来，“文学的社会功能体现在点燃薪火、烛照心灵两个方面”，因而她的写作目的是“为底层小人物立传，替底层小人物发声”。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定位以及写作观，石凌便一直致力于做“一个现实的观察者、思考者、书写者”，她在作品中留下了深深思考的烙印，读者读她的作品感受最强烈的，往往是她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思考不光需要意愿，同时也是需要能力的，尤其需要具有批判性思维，有质疑的精神，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作家都愿意思考、善于思考，在石凌看来，思想是作品的钙。她总能从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发现隐藏其中的严重乃至尖锐的问题，并且对此作以深刻而富有创见的剖析，于是她的作品中总是充满了思考的力量，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从而给读者以巨大的震撼和启迪。
当然，一个写作者突出的优点，往往也会反衬出其突出的缺点，对于石凌来说也不例外。石凌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优秀写作者的基本素质，然而她要凭着自己的作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磨炼。前面说过，她的作品常常以睿智的思考、犀利的观点而取胜，但是，并非她文章中所有的思考都无懈可击，也并非所有的观点都能经得住再三推敲。比如《生命与发展，孰轻孰重？》一文，作者剖析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被害事件，小悦悦被害显然是由于人性之恶，但作者却将原因草率地归结到“发展”上，这无疑是找错靶子射错箭。可见，要让自己的观点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显然还需要更加缜密的思维，同时也需要更加全面而成熟的认识。另外，《支离歌》在石凌长篇创作上应该是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但如果说到问题也是显而易见。比如，为什么作者将江海岩当作男一号来全力塑造，然而书面世后，读者普遍叫好的却是袁宏涛这个形象，而对江海岩的形象颇有微词呢？这个问题值得石凌认真反思。
总之，石凌在写作上能取得目前如此骄人的成绩，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以她过人的才气加上勤奋，相信她在文学创作上会更上一层楼。我以一个欣赏者与挑剔者的身份，期待着她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