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读书，不少名人及学者都强调，读书要读一流的书，甚至还有人标榜说，我只读一流的书。网上广为流传着一份“不必读”书单，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某教授开的，据说深得好多书友的认同。某教授在这份书单中认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古典小说”，“绝大多数的从‘五四’到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绝大多数从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等，都是不必读的。这么多的书之所以“不必读”，是因为在某教授看来，它们不是一流的，而是二流、三流的，甚至属于有害的垃圾书。我对“读书要读一流的书”并无多少意见，毕竟一流的书一般都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可以说是人类文化与智慧的精华，是一个读书人最应该去读的书。但我同时也认为，二三流的书其实也有阅读的价值，甚至有一流书籍往往不能代替的优势或好处。因而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读书要读一流的书”固然没有错，但也不必因此而绝对否定二三流的书，二三流的书其实也是需要读的。细究起来，在每个人一生的读书生活中，所读的大多数书可能都是二三流的书，真正所读的一流的书并不多。
我如此认为，主要是基于如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从古到今，一流的书总是凤毛麟角，二流、三流的书占了图书总量的绝大部分。好比长江大河需要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一流的书也并非能凭空产生，而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铺垫，是在大量的二三流的书籍基础上产生的。比如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是《红楼梦》，如果没有之前问世的大量的二三流的小说，包括《红楼梦》的作者借书中人物之言所斥责的那一堆才子佳人小说，如何会出现《红楼梦》这样的高峰呢？珠穆朗玛之所以能矗立在青藏高原上，是因为周围有众多山峰拱卫着它，无形中给它作了宽广、坚实的基座，很难想象它会孤立地在平原地带横空出世。正是在对以往二三流的小说充分借鉴和超越的基础上，《红楼梦》才领新标异、水到渠成地产生的。如果你要研究中国小说发展史，仅仅读包括古典“四大名著”在内的那几部经典肯定是不行的，你势必要去读名著之外的一大堆二三流的书，这样你才会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线索和全貌。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如果只读一流的书，也就只能去读有限的那几部名著，名著读完之后，便会面临无书可读的尴尬局面。而且，如果对二三流的书缺乏充分的感知和体味，也是不会懂得一流的书真正好在哪里。名著固然精彩纷呈乃至博大精深，但只有少数人会有常读常新的感受，大多数人如果翻来覆去读过数遍后，都会产生审美疲劳，不再感到它像初读时那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二是文化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学者，大多数都是主张要博览群书，而并非只读一流的书。“读万卷书”是贯穿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的一条古训，强调的就是读书一定要“博”。“读一流的书”强调的是“精”的观点，这自然没有错，但不必以“精”来否定“博”。事实上，古今中外大多数学问家都强调，读书一定要“精”与“博”并举，只有“精”读，才能读深读透，对事物产生深刻的认识；也只有“博”读，才能使你的视野更开阔，从而认识更多的事物。“精”与“博”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读到足够数量的书，才能使你的读书有质量，真正使你的读书达到应有的境界。好多著名的文学家或大学者，他们自己其实都是博览群书，而并非主张“只读一流的书”。比如鲁迅先生，据金纲在《鲁迅读过的书》一书中介绍，鲁迅先生一生寓目、阅读过的各类图书共有4000余种，分作“国学”、“现代”、“西学”、“综合”四编，实在堪称“博览群书”的典范。再如钱钟书先生，一生当中到底读过多少书，连其妻子杨绛先生也未必完全知晓，我们只看钱先生遗留的读书笔记便叹为观止：1.5万页中文笔记摘记了3000余种书籍，3.5万页外文笔记摘记了4000余种书籍，多卷本文集仅算作“一种”，读而未摘的书则无法考证其数量。还有李敖先生，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个“读书狂人”，他直言自己读书：“不是一本一本读的，我是一堆一堆读的，一片一片读的。”以上学者所读的书真正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但肯定也不会都是“一流的书”，而绝大部分应该都是二三流的书。如果他们“只读一流的书”，视野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所作的学问也就很难达到丰富而深刻。
三是从一个人一生的阅读经历来看，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先读二三流的书，待积累一定的知识和经验，逐渐提高了认识能力和鉴赏水平后，才会有意识、有目标地去读一流的书。一个人究竟会读什么书，与年龄、兴趣和理解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儿童时期大约都是读连环画册，少年时期喜欢读战争题材的书，青年时期又会选择恋爱婚姻题材的书，等有了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便会从最初兴趣集中于文学作品，而逐渐扩展到历史、政治、哲学等方面。一流的书一般都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也往往需要更高的理解与鉴赏能力，而一个人在年少时并不具备读一流书的能力，因而他一般只能从内容浅显的二三流的书开始读起，读到一定程度后，才会认识到读一流书的重要性，也才会自觉地去寻找一流的书去读。前边开不必读书单的某教授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年轻时写了一本《封神演义导读》，那时候真是太缺钱了。”分析该教授当时的状态，其中如他所说有为钱的一面，其实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年轻时”可能限于阅读量以及认识水平，一时还难以对《封神演义》作出“人物刻板，情节单一，思想陈腐，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判断，否则他未必就一定为了钱而去做意义不大的事情。可能还有一些人，欣赏水平终其一生就大致稳定在某一个层次上，比如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一大批读者，一辈子都可能只喜欢读那些内容与形式都十分通俗的作品，而不大会去读思想深刻的“一流的书”。像《阿Q正传》这样以旧式农民为主人公的作品无疑是一流的，但大约只有具备相当鉴赏能力的人才可以读懂，而如今普通的农民读者应该压根儿就不会喜欢。
四是虽然无法与一流的书相比，但大多数二三流的书，其实都具有它独特而难以替代的内容或价值。某教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总体上评价很低，但相比较而言，他虽然认为现代文学作品“总体上真的比较幼稚”，但还是列出了“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曹禺等少数几位”可读的作家，而对当代文学中的“17年文学”基本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段时期的作品，非文学的因素占比例太大，而这些非文学因素也已经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其实，即使受“非文学因素”影响较大，“17年文学”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至少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的长篇小说，还是各有其一定的成就和特色的。某教授“作为一个苦命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眼界非常高，说自己“真的看不下去”我相信，但说大多数普通读者同样也是看不下去，我实在无法相信，因为这些书一直是一版再版，直到今天仍然还在新华书店销售。如果真像某教授所说的那样，这些书都“不必读”，那后世的读者就无法从文学作品中去了解解放战争是如何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合作化运动是如何进行的，反映这一段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缺口。
五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究竟喜欢读什么书，最优先或重要的考量，也许并非书的学术价值或历史地位，而是个人的阅读趣味和偏好。比如，一个读者已经是成年人了，但他还保留着小时候对连环画册的喜爱，他自己也知道连环画册是供孩子看的，但他老大不小了仍然喜欢看，你能说他一定是欣赏水平太低了吗？他也许只是通过此举来重温童年读书的快乐。不同的读者读书有不同的目的，有的为满足好奇，有的为增强智慧，有的为发展专业，有的为修身养性，有的为娱乐消遣，有的为实用目的，还有的习惯成自然，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个读书人究竟喜欢或愿意读什么书，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书是一流还是二流、三流的，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而且，究竟什么是一流的书，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客观标准，而往往来自于读者自己的主观判断，需要读书人自己去体验、去确认，并非别人指给你就可以了。有些书虽然谈不上是一流，但如果能激起人的阅读欲望，能让人感到十分有趣，它也会使阅读者读得兴味盎然；反之，某一部书是公认的一流，但如果不是阅读者的兴趣所在，它在阅读者眼里几近于无。我不同意某教授将所有的成功学、心灵学、鸡汤类书都斥为骗人的书，如果编写者宣扬按他所提供的套路去做一定会成功，那肯定是骗人的，但如果说这些书所叙述的事实以及所讲的道理都是骗人的，那无异于是将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了。比如美国成人教育家卡耐基所著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你说它们属于心灵鸡汤类书籍也可以，但这些书确实还是可以给人以很多启发和借鉴的，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读过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角丛书”缩写本，感觉内容清新而受益匪浅，于是之后又购买了这两本书的全本。成功学、心灵学之类的书其实主要是名人传记或企业家的奋斗史，还有一些是学者所写的人生感悟以及企业培训教材等等，它们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也许没什么用处，然而对于一个刚进入职场或正在创业的年轻人，却可能会提供很多重要的启迪。这些书可能大部分都算不上一流的书，但因为内容十分贴近一部分读者的需求，因而它们的价值和作用不容抹杀。
总之，不应该片面地强调“读书要读一流的书”，更不应该更极端地主张“读书只读一流的书”，二三流的书其实也是需要读的，否则所有图书馆收藏的、所有书店销售的大部分书，都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这也像吃饭不能只吃山珍海味、而更多的只会吃家常便饭一样，如果只片面强调要读一流的书，势必会画地为牢或作茧自缚，使阅读的趣味和视野狭隘化，从而也使你的阅读无法达到丰富与广博。究竟该读什么样的书，我建议主要以有益与有害作为评判标准，而不必以一流还是二三流来划界，凡是有益的书，无论一流还是二流、三流都可以去读，否则你不仅不会有多少书可读，还会错过一大批可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