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省的创办的红军学校全称叫“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她的前身是“红7军河西教导大队”。
“红七军教导队”成立于1929年12月11日，几年来，为红七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量的军事干部。到达湘赣苏区后，教导队就开办了军官训练所继续开展培训。1931年5月，与红二十军教导队合并，成立河西教导队。1932年春，河西教导队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这一座是培养红军初级指挥员的学校，学校设有“步兵营”、“政治营”、“机枪营”、“参谋队”，学制为六个月。陈东日、冯达飞、杨茂等先后任校长，茶陵的谭家述担任过副校长和军事教官。其中，陈东日系红军军校主要创始人之一。
陈东日，1902年生，湖南宜章县人。陈东日最早在长沙大同师范求学，后又考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投笔从戎。湘南暴动时，以中共中央军事部特派员的身份，在汝城，在汝城、桂东一带活动，将粤北和湘南农军整编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并担任师长，打了几个漂亮仗，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井冈山会师后，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军威震四。1929年2月，陈东日带领300多名伤病员在东固养伤。他一边养伤，一边帮助指导当地红军和东固区委的工作。随后，陈东日按照红四军举办教导队的方法，办起了东固教导队，并且亲自担任队长。不久，又将教导队改为红军军校。1930年2月，根据红军发展需要，中央决定组建一所比较正规的红军军校。毛泽东便没让伤好的陈东日回部队，而是将他留了下来，继续办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这所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陈东日任教育长。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也在“富田事变”中被杀害了……
“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从“河西教导队”开始，1931年5月开学，学员200余人，分政治队和军事队，于本年12月毕业。第二期全校300人，除政治队和军事队外，另设特科队，其中特科队又分重机枪和迫击炮两个区队。至长征前期，该校共开办5期，学制6个月，每期学员数量大量增加，到第5期时，编成几个大队，15个学员队，学员人数上千人。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改为随营学校，由谭家述任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
红六军团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后，于1935年7月，在湘西地区成立湘鄂川黔红军学校即：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6分校，红六军军团随营学校和红二军团随营学校一起并入该校，由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兼任校长，张子意、王震先后兼任政治委员。10月，红二方面开始长征，该校也分别编入红2、红6军团教导营。1936年9月，红2、红6军团教导营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陈伯钧任副校长，茶陵的陈外欧任教育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此时，中央红军的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不久，红军三大主力的随营学校和各自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百川归海，全部并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红军军校”，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她虽然办学时间不长，却为中国军事教育树立了一块不朽的历史丰碑。
就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来说吧。这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有其完善的教学组织机构、教材体系和正规的教学活动。军校的教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军事、政治、文化。军事队和政治队有共同必修的军事课程，军事队军事课占总课时的五分之三；政治队军事课占总课时的五分之二。此外，上级干部队军事专业除共同科目外，还开设兵团战术。军校成立初期，教材、参考书很少，且比较杂，有苏联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还有西北军军官学校的，以及南京、保定、黄埔等军校和云南讲武堂出版的军事教科书等。“红军军校”教学走上正轨后，全体教员共同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编写和翻译军事、政治教材30多种。这座军校共办六期，为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级党政组织培训11500多名干部，许多人都成了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编出来的中央红军大学——即：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是红军学校中的最高学府，从成立到参加长征，共举办三期，培训学员近千人。
其他军校的成绩也不错，1934年12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三个月培养干部五百余人。1935年8月底9月上旬，红二、六方面军仅经过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培训的老战士、班长和团以上干部就有830多名。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要求，在山西红军学校培养出500个连长，300个指导员，50个营长，350个游击战争的干部，以两期计算，共2400人。1936年2月，红军学校改称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一次性招生2700名。1936年5月29日，红军大学一期培训学员1065人。红四方面军红军军校从成立到和陕北的红军大学会合，仅一年时间就培养了从班排到军师干部3000多人。这样，由各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大学一共培养干部数量可达数万余人，这些同志经过红军大学这座革命熔炉的锻炼，军事水平、政治水平和管理教育部队的能力，都有了明显提高，很快地增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加快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远的不说，就我们茶陵县25位共和国将军来讲，5位中将，无一例外地都参加过军校的培训，有的还参加过几次培训，有的则当过红军学校的教官和管理人员；20位少将也有半数以上，参加红军学校的培训，那些没有进过红军正规学校的，也进过地方性培训班或列宁学校。
谭家述，中将，1927年1月，考入武昌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军事教导队，是茶陵最早接受正规化军事培训的将军。“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成立后，曾担任过这座学校的教官、副校长、校长。红六军团西征时，任随营学校校长。和第二军团会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副校长。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教育长。1938年5月，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回国后，主要从事军队的干部教育工作。1946年5月，任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6月，任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他的一生为我国的军事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之功。
周仁杰，中将，1931年5月，在江西永新河西教导队军事队培训，12月毕业。1932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正式成立后，他留在特科队继续学习，课程以重机枪为主，兼学迫击炮知识。共参加两期培训，历时14个月，于1932年7月毕业，分配到红八军二十三师直属机炮连担任副连长兼重机枪排长。后在十七师北上行动时，脱颖而出，升任营长；西征时，在甘溪作为前卫营能遇到敌人灵活处置，抢占先机，名声大振，只用了三年时间，就从一个小排长升级为红六军团十六师的师长。1936年11月，再度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刘转连，中将，1933年冬，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大学第一期培训。这是红军学校中的高等学府，专门培训中高级人才。他入学前就当上了连长，1934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红十七师49团营担任营长。西征和后来的长征中，战功卓著，仅用了一年多一点，就完成了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的升迁。1935年11月，任红十七师师长；1936年改任模范师师长。1936年冬，再一次进红军大学高级班学习。1937年春，随党中央迁到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第八队队长。正因为他这样过硬的素质，才跟随林彪带领48军，从东北一路横扫，一直打到广州。
刘道生，中将，1933年8月，到瑞金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培训。入学前，系湘赣省团委副秘书长兼巡视员，红八军青年部长。毕业后，任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干部团政委、第三军团组织部部长、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他受政府派遣，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于1957年学成毕业回国。后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
刘培善，中将，前期传记中没有到红军学校培训的记录，但有资料记载，他在茶陵独立团任连指导员后，曾到过“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培训，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安福独立营担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10月至抗战胜利前，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过为期两年的长时间培训。1945年9月毕业后，回到苏中任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在粟裕的指挥下，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
陈外欧，少将，1932年，先后入红军学校第4分校和红军大学第一期参谋科学习。1934年，随红6军团西征，任红6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17师49团营长、特务团参谋长。后担任红军学校第6分校大队长、16师参谋长、军团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红军大学教育长。建国后，任西北军官学校教育长、第一通讯学校校长。1953年，任军委测绘局局长兼测绘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顾问。1956年，周总理亲自点将，调他担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龙书金，少将，曾在红一军团随营学校、中央党校学习。红军时期，他指挥的红五团四连被誉为“夜老虎英雄连”。后跟随林彪在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被誉为“攻坚老虎”。
段焕竞，少将，曾在红军团随营学校学习，并任政治大队大队长。
谭天哲，少将，曾在红军学校第4分校学习。
谭文邦，少将，1931年春，到中共湘东南特委训练班学习。
谭善和，少将，1936年冬，进红军大学学习。
颜吉连，少将，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颜吉连被选送到永顺塔无线电大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学习，学成结业后被分配到红６军团任电台报务员兼特派员。
段苏权，少将，曾进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李改，少将，曾到抗日军政大学普通科第四期、政治工作训练班第三期学习。
李俭珠，少将，曾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编入工人队，任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陈浩，少将，曾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任游击队班长。
曾敬凡，少将，曾到红军学校第六分校学习，任学兵排长。1941起，先后入延安军政学院、中央党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