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6军团离开之后，中共湘赣省委即在永新牛田召开扩大会议，确定陈洪时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谭余保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增补彭辉明为省委常委，担任省军区司令员。
此时，湘赣苏区留下的武装部队有：湘赣军区下辖5个分区、5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兵力共计5000余人。这些人马中除独立第5团1000多人系省军区直接指挥外，第1、2、3、4团分属4个分区。这些地方武装中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茶陵人，如：独立一团团长刘日，独立三团团长刘石明、政委由刘培善，独立五团团长曾开福。
当时，国民党在湘赣边区的正规部队有六七个师和五六个地方保安团，加上逃到赣州、吉安等城市又跑回来的地主恶霸组织的地方民团、“铲共义勇队”等名目繁多的反动武装；其兵力是红军游击队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他们向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一齐向苏区扑来，苏区大部分失守；原来连成一片的根据地，被分割成无法联系的十几小块，一时间乌云密布，阴霾笼罩着整个湘赣边区上空，广大劳苦群众又陷入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之中。
红6军团刚离开苏区突围西征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国民党军原先“围剿”湘赣苏区的湘军主力均调去尾追主力部队，而江西敌人尚不知边区留守部队的虚实，也不敢贸然行动。但是，省委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改变斗争方式，有效地实行以分散游击为主的战略转变。而是仍然采取原有的斗争方式，命令部队四处活动，打土豪，烧碉堡，同敌人打消耗战。结果，过早地暴露了边区的实力，招来了敌人的重兵“清剿”。
敌人醒悟过来后，立即调整了部署，采取“分进合击”、“鱼塘捉鱼”等战术，将苏区分割包围，逐块“清剿”。这时，湘赣苏区的地方武装，除独立第4团因掩护红6军团，仍在湘南打击和钳制敌人外，其余各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分别在永安边界、宁茶一线和遂万泰及新余、分宜等地阻击敌人；尽管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实在难以相持下去。为避敌锋芒，省委不得不放弃永新县牛田等几小块被分割的苏区，率党政机关、独立5团和后方医院、军械所等向武功山区转移。
1934年9月，独立3团在团长刘启明、政治委员刘培善的率领下，从永新县石灰桥驻地首先突围，向武功山下的安福县泰山区转移。
刘培善虽然也是茶陵人，但参加革命后，他一直在江西的安福县经营。这些年，不管是担任过安福县独立营政治委员也好，任湘赣红三师第三团政治委员也罢，还是担任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和湘赣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独立三团政治委员；都没有离开过安福，有时虽然走了，但不到半年又回来了。他对安福有太深的感情，安福人民也拥戴他。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后期，安福作为最后的堡垒，为保卫湘赣省苏区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年春天，红17师执行北上行动刚返回安福，就在刘培善带领的独立三团的密切配合下，在洋溪田里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团，俘敌200余人，缴获各种型号的枪支200余支，机枪50挺，无线电台2部，银元数千，食盐数千斤。为红六军团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部队刚走到钱山时，与陈光中的63师遭遇，经过10小时的激战，虽然突出了重围，但部队损失惨重，团长刘启明壮烈牺牲……
10月31日，谭余保随省委到达安福县的泰山区的袁家村，与先期到达的独立第3团胜利会合。
独立三团政委刘培善，紧紧地抓住了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从此，这两条“茶陵牛”，在湘赣边界这块红色土地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留住了一颗火种，为不久的将来组建新四军，奔赴华东抗日战场立下了汗马之功。
谭余保、刘培善两个茶陵老乡，一夜没睡，尽叙别后之情；从当年的农民运动到井冈山斗争，从茶陵苏区到湘赣省政府，从六军团的战略转移到眼下的艰苦斗争，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兴奋。最后两人都表示，无论斗争多么艰难，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他们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
这时，省委所能指挥的武装力量只有独立第3、5团和莲安萍中心县委的游击队，兵力近2000人。其他分区、县委和各独立团，已被国民党“清剿”部队分割，先后同省委失去联系。
泰山区是当时湘赣苏区仅存的一小块根据地。为了保住这块红色地区，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决定，在原莲安萍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莲安萍特委，调省保卫局长刘发云任特委书记兼第3分区政委，军区参谋长周杰任第3分区司令员兼独立3团团长；并从保卫局抽调部分人员充实到莲安萍游击队，修筑碉堡工事，加固泰山区的防守。
随后，省军区指挥独立第3、5团，在高峰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高峰，位于安福县城西北面的泰山区，紧挨着省委机关驻地袁家村。
11月上旬，萍乡保安第4团两个中队袭击泰山区的袁家村。这股敌人是尾追独立3团而来的，谭余保和刘培善商量，决定在袁家村附近的高峰布下伏兵，撒网歼敌。
这天天刚亮，200多敌人便悄悄摸下山来，他们满以为独立3团仍在村子里，径直朝袁家村奔来，结果敌人扑了个空。
独立第3、5团埋伏在两边山上，待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所有的战士和机关人员一齐冲下山，喊声震天，刀起头落，杀得敌人鬼哭狼嚎，抱头鼠窜。
这一仗虽然振了一下士气，然而也暴露了省委机关和部队实力，敌人的重兵很快就压了过来。大伙刚喘口气，又不得不向泰山区长源头、芦台村一带转移。
“三女跳崖”的壮烈故事就发生在这次转移途中。
当时，从永新、安福、莲花、茶陵等地逃出来的大量“难民”，吃尽了敌人的苦头，他们不甘心在敌人的屠刀下苟且偷生，便跟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转移。这批“难民”大多是苏区的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挑着孩子跟着红军和机关一起走；在过敌人封锁线时，怕小孩的哭声惊动了敌人，有的忍痛把孩子的嘴捂住，结果活活把孩子闷死了。他们无处安身，没有粮食，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尽管环境如此险恶，这些群众还是表示坚决要跟红军走。他们说：“生死都要跟红军在一起，共产党消灭不了，红军消灭不了，革命一定会胜利。”
可是作为边区最高领导人的陈洪时，没把他们组织起来，做好疏散隐蔽工作。相反，把他们当做“包袱”，借口防止暴露目标，在转移时，不准通知他们，致使不少干部、群众落入敌手，许多同志惨遭杀害……
刘培善对陈洪时这套做法很反感，他指示莲安萍中心县委和县苏的同志们，一定要和群众患难与共，掩护好群众和难民们安全撤离。在部队撤退到安福泰山区时，为了防止敌人突袭这批难民，专门抽出人做好难民的转移安置工作。
一个漆黑的夜晚，红军女战士李发姑、刘断英、郁怡花带领一批难民在转移途中，不幸被前来“清剿”的安福县保安团发现，三位女战士为掩护难民脱险，故意将敌人引开，后来一步一步被保安团逼到悬崖边……最后，三位女战士大义凛然，手挽手地跳下了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