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佛岭战斗结束后，被中断了的茶陵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继续在高坑召开，选举了雷保云为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了缓解苏区的经费紧张问题，会上掀起了认购公债的高潮。在会场上，高坑区当场就认购了公债12000元，严尧区认购了5200元，就连七、八区挺进队和看守土豪的后方工作人员都积极地认购了公债，来支援革命战争。
鉴于在上次战斗中，茶陵独立团中的牺牲减员，苏区群众和红军家属以及难民们，纷纷报名，要求参加补充到独立团中去。一时间，又一次掀起了报名参军的热潮，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这天，茶陵一共有250名干部群众报名参军，其中墨庄党支部的44名党员，带领24名青年农民集体参军。紧接着，小田党支部，动员党团员80多人也一起加入了红军，还组建了“小田连”。与此同时，茶陵的难民在永新七都，也建立了一支能保护自己配合部队作战的武装力量——“茶陵游击队”，由陈为任队长。
另一方面茶陵苏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自1927年以来，国民党便开始对茶陵的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地“围剿”和无情地摧残，此时，这种“围剿”和摧残到了最高潮。他们在茶陵境内住有大量正规部队，辅之以保安团、义勇队、守望队，依靠刚修好的公路、飞机场，组成了一架立体的围剿网络，快速反应，调动部队，给红军和游击队以毁灭性的打击。近几年，国民党为了围剿的需要，先后修通了攸县至县城、县城至界化垅、县城至浣溪以及茶陵至莲花和永新的公路。除此之外，还在城北的沙洲上修建了一个飞机场，在县内各苏区之间，在一些重要关卡和交通要道修筑碉堡228座。他们一边拦路设卡，一边放火烧山，采用：“梳箆”式的战术。然后又是“追剿”，“堵剿”，“驻剿”，“搜剿”，不停地骚扰民众。沿大湖至小田、马首村一线上百栋房屋顷刻间化为灰烬……
最可恨的是那些从城里回来的“还乡团”，狐假虎威，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八团石湖村豪绅李持正，因母亲被当地苏维埃政府镇压了。他率领义勇队杀回来后，命令枪兵将全村的老百姓驱赶到祠堂里。这家伙首先揪住赤卫队长李松仔，问处决他母亲时，举的是哪一只手。李松仔义正辞然地说：“我举的是双手！”李持正当即举刀将李松仔的双臂砍掉，再将其身躯砍为4块。然后，大开杀戒，当场杀死革命群众15人。随后，又隔三岔五地杀人。就这样，一个500多人的村庄，被杀成绝户地就有12户。村民们没有办法，只有悄悄地跑出去，逃难……由于敌人的残酷杀戮，这个村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不到300人，茅草都没进了窗户，外地人根本就不敢进村……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实行所谓“思想政治上的清剿”，并推行了严密的保甲制度。茶陵乡村多为一姓一村，一姓一甲，甚至一姓一保。保甲长及其以上官吏经军方“协助”，多为士绅所担任。他们往往融政权、族权于一体，装出一副和善面孔，常常以族亲的身份出现，派人暗中上山动之以“情”，劝在山上坚持斗争的亲属下山；故有很大的欺骗性。例如说，有某个红军或游击队战士，被亲属劝下了山。他们会遵从所谓“宽治胁从”的原则，不捉不杀，只是令其办酒席，让乡绅族长们具保。然后，把这些人派到义勇队或守望队里去服役几个月，来躲避共产党锄奸队的追杀。这一手极为阴险狠毒，对苏区和游击队危害极大，其诱惑、腐蚀、瓦解之力，起到了国民党“军事围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就这样，茶陵苏区在县内的根据地几乎损失殆尽，茶陵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几千难民，龟缩在九陇山的高坑山区。
1933年12月中旬，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时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谭余保，率队组成代表团去参加会议，红六军团奉命护送代表团渡过赣江东岸。14日，红六军团两个师从永新出发，经关背到达遂川县的桥头后，红十八师留在桥头掩护，红十七师绕大岗坑进到万安县的潞田，当晚派第五十一团护送代表到花生渡过河。第二天拂晓，零田圩敌第七十七师四六一团来潞田截击执行护送任务的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
红军发现敌人向潞田前进，即以第四十九团占领天胜庵西北高地，第五十团占领高平庙高地，利用敌人过去在这里构筑的工事，阻击敌人。同时，急命返回到镜台的第五十一团经读堂、下石向黄牌下西南高地迂回，断敌退路，全力歼灭该敌。敌人龟缩到塅子上和圩口几个村庄里，凭借房屋固守，等待援兵。红军乘机转入进攻。第四十九团主力从正面直扑圩口，另一路向塅子上包围，同时以一支小分队插向罗家伉和虎行山，防止敌人向西南方向逃窜。第五十团也从高坪庙向圩口、塅子上攻击。
红军一面进攻，一面喊话，争取敌人投降。在红军的打击和争取下，一部分敌人缴枪投降了。敌团长气急败坏率残部在塅子上负隅顽抗。红军对敌形成包围之后，由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一个营突入敌阵，其他各路红军对自己的正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纷纷缴械投降，除少数得以逃脱外，均被红军消灭。
这次战斗，俘敌团长李春光以下六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五百余支。
潞田战斗后，红十八师返回永新，监视西线的敌人，红十七师沿赣江北上，到吉安和安福地区活动，配合中央红军在赣江以东永丰地区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