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孔中庸生平第一次站在了先进人物的表彰舞台上，第一次拿到了奖状，第一次被称作了“同志”。
奖状是用木质的纸张做的，比普通的手写纸要厚，要结实，拿在手里感觉也好。奖状上毛主席挥手的光辉形象向四周散发着道道金光，上面用一号黑体字写着：孔中庸同志劳动积极，成绩优异，被评为“工业学大庆”积极分子，特此鼓励。“奖状”两个字的字号更大，右下角盖着鲜红的太行煤矿的图章。
在1974年底的表彰大会上，面对几千人热烈的掌声，孔中庸和另外四名先进并排站在主席台上，双手拉开奖状，煤矿宣传部的摄影干事脖子上挂着铁疙瘩一样的相机，另一个举着闪光灯，不时一亮一灭。孔中庸一时激动得大脑失去了意识，走上台时，脚步都不知道怎么迈上去的，当天晚上一夜无眠，这是他过做梦都没有出现过荣光，几天过去还觉得似真似幻，几次偷偷地去看宣传栏里自己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他显得拘谨，“同志”两个字十分清晰。
从工作干劲和实绩看，孔中庸当之无愧。可是10多年来，矿里从来没有开展过生产劳动的先进活动，倒是经常批判“唯生产力论”，文革进入了后期，这是第一次，而且是许崇道当矿长，就是上面任命的总经理极力主张的。
1974年开始，国家提出“精兵简政”，具体措施就是放权，要求地方大办工业，甚至提出一个县都要完整的工业体系。国家把太行煤矿的管理权下放，本来是放给省里的，可河南“极左”思潮严重，几派在争夺领导权，斗得鸡飞狗跳，无心管企业的事，就干脆放到了地区，后来撤地建市，就直接归了市里。所在的市离煤矿就几十里地，向东，过了涌泉公社就是，几乎和大禹县城连载一起，叫泉水市，也是以煤兴起的中等城市。同时处于半干旱地区，也盼望泉水长流不息。
放权后，原来的矿长自然被调走了，许崇道顺理成章地做了“一把手”。上台伊始，抓革命的同时，大力促生产，提出来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举措，但很多也没见多大成效。如“减员增效”，人倒是越减越多，当时知青回城压力大，煤矿又是当地第一企业，就业大户，根据指令，就接受了几百人，大部分在处室，少部分下到了矿井。孔中庸发现，这些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知青还是能吃苦的，虽然比不上他们农村来的。李解放还看几只大喇叭，借机变成了正式工，工资拿到了30多元。他多次“表功”：“老子来到这山里的矿山，不比上山下乡经受的锻炼少，为什么他们能安排正式工，我就是临时工。”许崇道听说了，对人愤愤不平的说：“我都想开除他，但上面有人打招呼，没办法呀。”所以，改来改去，成效并不大。
但对农村的矿工的实惠还是明显的。食堂返修一新，增加了饭桌、座位，饭菜质量没有多大改善，至少免去了奔波之苦。澡堂加设了大浴池，淋雨之后可以舒舒服服地泡一会儿。可没过几天，澡堂的服务员就开始有牢骚了：“大浴池的煤灰更厚了，得多铲半小时。”当然，这话有点夸张，只不过在向矿上表明自己的工作量大了，好为涨工资找借口。
许崇道也没好办法，几次对“老憨”、孔中庸等“自己人”嘟囔：“权放下来了，但管理模式一点没变，各项指标控的死死地，有什么办法。”但他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评选劳模。有些左派人物提出不同意见，说是不能“唯生产力、利润挂帅”等，甚至提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应该学农村“一大二公”。许崇道十分坚决：“资本主义的企业要赚钱，我们社会主义的就是为喝西北风。大庆还有王进喜呢，我们都喊学大庆，怎么学？评选先进就是学大庆。”
评选先进一个挖煤的小队给了一个指标，孔中庸以踏实、勤劳、能干获得大家的认可。但他自小就处在被看不起的地位，很不适应大家的赞誉，何况，大家对“老憨”的评价也很好，就诚心地推辞：“憨队长比我强，推荐他吧。”最后，矿上有规定，只表彰最一线的矿工，“老憨”作为队长，不参加评比，就像处室的处长、副处长一样都不参加评比，矿上的领导就更不必说了。大家也理解，毛主席说过“鄙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纯”，这也是一种体现吧。其实，“老憨”那样的小队长，和“高贵”二字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何况“老憨”一门心思就在转正式工、多拿几块钱工资上，对先进无所谓，拍拍孔中庸的肩膀：“老弟，你就当吧，我觉得你最合格。”
孔中庸还有一个担心，自己的出身会不会影响先进？他已经觉察到许崇道有怀疑自己出身的迹象，特别是送他报到时那怀疑的一瞥，敏感的孔中庸一直没忘，但许崇道就是没问。孔中庸几次想找许崇道坦白，但一直犹豫不决，两次到了许崇道的办公室门口又止住了脚步。想和“老憨”谈，但想到自己就是不能参评，他也不能参评，就打消了念头。思前想后，一个先进，不一定就迁出出身问题，就坦然多了，没有汇报自己的初审情况。最后拿到了奖状。
成了先进人物，孔中庸更勤奋了，各方面还自觉地成了带头人。比如处理和周边村民的关系。煤矿东面紧挨着有涌泉公社的三个村子，按位置分别叫作南边寨、中边寨、北边寨。靠山吃山，村民们时不时地提个簸箕，拿个破口袋等来装煤，更直接点就是偷煤，回去做饭、烤火用。豫北农村大多用柴火做饭，这三个村老早就用上了媒。但矿上虽然也有保卫制度，但都睁一眼闭一眼过去了，按许崇道的说法：“那点媒算啥，还没拉煤车路上抛撒的多呢。只要不是成群结队偷，别管了，现在农村人比我们更不容易。”礼尚往来，矿工们有时也去村里的庄稼地偷点东西吃，如麦收前拽几把麦穗，搓搓皮就填进了肚子里。秋收偷几个玉米穗，烤熟了味道鲜美，有时就生啃起来，也比食堂的窝窝好吃。村里也有民兵巡逻，但和矿上心照不宣，各行其是。但“二赖”是个例外。
“二赖”是南边寨人，家中排行老二，从小就悠悠逛逛，游手好闲，生产队里工分拿的最低，人称“二赖”，恶名在外，30了还娶不上媳妇。文革参加造反倒很积极，宣称“造反就是革命”，人们问他具体怎么革，他说“想跟谁睡就跟谁睡”，说话时一双贼眼滴溜溜围着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乱转。三兄弟分家，都不愿要他。一次偷煤，竟赶了个大马车，被矿上逮住了，关了三天。从此与矿上结怨，一年秋天，逮住个偷玉米的矿工，打了个半死。提到这个“二赖”，矿工们都要吐一口唾沫。但“二赖”毕竟是个案，总体上没有影响矿上和村民的关系。
成了先进，孔中庸还带着几个矿工干过这“偷鸡摸狗”的小事，还利用“先进”成就了一桩婚姻。齐元高走后，孔中庸的上铺换成了牛解放。牛解放也是同一个县的老乡，就是在县的最西边，和卫南坡相隔80多里地，几年后区划调整，牛解放所在的乡划归了长垣县。牛解放和齐元高性格相似，不爱说话，踏实肯干，和孔中庸很说的着。在你来我往的偷窃的过程中，牛解放认识了北边寨的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寡妇，时间长了，就打算留在北边寨当上门女婿。怕矿上误会有私心，影响和地方农民的关系，就托孔中庸去说合。孔中庸开始不想找麻烦，牛解放说：“老哥，你是先进，说话比我管用，帮帮忙吧。”孔中庸大着胆子找“老憨”说了。“老憨”说：“这事我做不了主，得和矿长说。”许崇道思虑着，说：“好事是好事，就得和村支部先沟通一下。”“老憨”和孔中庸一起找到村支书，出乎意料的是，村支书耿福一口答应：“这是好事呀。村里个别不三不四的人还想歪点，动不动就骚扰人家，我正愁这事呢。再说，你们的人愿意落户，我们又多了一个壮劳力。”1975年春节一过，两人就结了婚。当然，牛解放也离开了矿上。临走的那天晚上，孔中庸和牛解放都没下井，来到一个小山包下“交心”。孔中庸问：“你家里人同意吗？”牛解放说：“春节回老家说了，家里没啥意见。”随后流出了眼泪：“母亲在68年灾荒饿死了，留下爹和我们弟兄五个，能吃上饭都不错了，结婚都不敢想，我是老三，大哥和二哥还没结婚呢。我来矿上还是支书看我家困难才照顾的，工分不少，少一张吃饭的嘴。”结婚那天，“老憨”带着孔中庸他们50多人都去了，吃饭喝酒时，把支书灌了个人仰马翻。牛解放送客时哭了：“弟兄们，今天为我争面子了。什么时候，都别忘了我这个穷弟弟。”
当了先进，更大的好处是，孔中庸很快拿到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