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还是那个留固车站。1977年春节的大年三十，按阳历已经是2月份了，“嗖嗖”的寒风中，一辆手扶拖拉机正等候在那里。
孔复礼一身新做的中山装，上衣的纽扣系得紧紧的，头发好像刚洗过，显得乌黑发亮。按今天郭德纲相声说，就像个朝鲜政府官员。从长途车下来的聂秀花也穿着整洁的红棉袄，头发梳得发亮，远看蓬蓬松松。脸上抹了雪花膏，香喷喷的。两人刻意的打扮，一看就是新郎新娘。
毕竟是结婚，虽然是二婚，再穷也得打扮打扮。这是孔复礼几个月前去矿上和聂秀花“相亲”离开时，孔中庸嘱咐父亲的。聂秀花的红棉袄还是孔中庸特意置办的。聂秀花还推让了半天，最后才笑嘻嘻的穿上。
这场婚事聂秀花有高兴，更有难过。最难过的是刚刚服刑的憨杰不愿见她。
泉水市监狱位于紧接大禹县的一块荒地上，孤零零的，四周高墙上架着铁丝网。楚华已经调到大禹县公安局，任治安队长。楚华一表人才，还是当时少有的省警校的毕业生，憨杰打人那次是他当派出所长的最后一次出警。虽然监狱属于司法部门管理，但楚华有熟人，“老憨”和他父亲、孔中庸也经常接触，并且很热情，就跟过来了。在楚华的熟人的关照下，也没用提前申请探视，就当时办理了相关手续。出于孔中庸和楚华的意外，憨杰不愿见母亲。聂秀花哭了，只得让楚华陪着孔中庸单独会面。穿着囚服，剃着光头，孔中庸差点认不出憨杰。坐下后，孔中庸第一句话就是：
“为啥不愿见你的母亲？”
憨杰痛苦地摇摇头：
“母亲为我操碎了心，眼看就要入伍了，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见了我，她一定很伤心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憨杰比平时在家话多了。
孔中庸简要介绍了婚事，隐瞒了自家的出身。憨杰说：
“我正愁母亲一个人咋过哩，还有没有人欺负，想到这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这下放心了。”
说话间，探视时间到了，楚华也催促。孔中庸最后嘱咐：“刑期不长，好好改造。”
憨杰低头答应着，在孔中庸就要走出房间的时候，猛地转过身，“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哭着说：
“哥，照顾好我娘，拜托了。我们在家没说过多少话，可我看出来，哥是好人，大好人。你们全家也一定是大好人。”孔中庸感觉肩头忽然沉甸甸的。
孔复礼接过儿子手中提的结婚礼物，小心翼翼地放到拖拉机车厢里。有许崇道矿长送的两只暖瓶，孔中庸几个知心伙伴联合送的一面大镜子，聂秀花的几个姐妹送的脸盆。礼物不多，很简单，都贴着大大的“囍”字。都是那个时候结婚通行的礼物。
“这是郭森书记安排村里的拖拉机拉接你们的。”孔复礼指着拖拉机“炫耀”，拖拉机手微微含笑点头。当时，国家提倡农业机械化，每个村都配有一辆手扶拖拉机。但全村都当宝贝似的，没有支部书记的批准，是不会让使用的。孔中庸觉得用“高级”的拖拉机接聂秀花，值得。因为聂秀花能答应嫁给父亲，有一番“斗争和曲折”，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孔中庸接替“老憨”当了队长后，还是工作在第一线，基本和从前一样下井挖煤。出井后时常看到聂秀花拿着大扫帚，弯着腰，一点一点的打扫矿区。有时聂秀花不在家做饭了，就到矿工的食堂打饭。聂秀花的一举一动，都给人凄惨、孤独的感觉。孔中庸心里时常发酸，心里总想做点什么帮帮可怜的嫂子。有一段时间，他想到孤独的父亲，脑子一动：
“能不能撮合俩人，他们年纪应该差不了几岁。”
一天出井后，孔中庸鼓起勇气，到家里向聂秀花“提亲”，并如实的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还请聂秀花保密。聂秀花感激地点点头：
“明白，放心吧，不会说的。和你父亲的事，让我在想想，过两天给你信。”
几天后，聂秀花在食堂吃过饭，叫住了准备返回的孔中庸，两人来到食堂后的一片空地上，空地闹中取静，稍有人来。聂秀花犹豫了一会儿，似乎在挑拣合适的词句，终于开口了：
“这个时候了，四人帮都打倒了，我对你们家的出身无所谓，可政策还没变，憨杰今年要参军，政审还是第一关，我和老憨共同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兵入伍，和你父亲的事——”。聂秀花停住了，孔中庸马上明白了什么意思，接口道：
“没事，嫂子，永远都是好嫂子，家里有什么事，尽管知声。憨杰入伍，我送。”
此后，风平浪静，孔中庸二人再没提过此事。在孔中庸的脑海里，聂秀花永远就是嫂子了。出乎意料，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后，在聂秀花的家里，她主动提出希望“见见”孔复礼。孔中庸明白，转机来了，细一打听，转机的出现是因为憨杰“出大事”了。
具体经过孔中庸是听矿上生产处处长老楚的儿子楚华说的。楚华当时还是涌泉乡派出所的所长，带民警出的警。
南边寨的“二赖”40多了还是光棍一条，经常来矿上转悠，对矿上的事，尤其是男女关系的触觉非常敏感。一次看到风韵犹存的聂秀花，眼睛盯了好久。托人来说媒，聂秀花随便一打听，对这个无赖拒之千里。但“二赖”不死心，除了在床上胡思乱想外，跑矿上的次数大大增加，几次见到聂秀花就故意搭话。聂秀花就没给他好脸色，后来一见“二赖”就躲的远远地。可“二赖”好像魔障了，又看到一个寡妇好欺负，动不动叫上门“骚扰”。一次喝点酒，哼着流氓小调，又去敲门。聂秀花死活不开，可能酒助怂人胆，“二赖”竟一脚踹开门，进屋就搂住聂秀花。两人在缠斗时，聂秀花渐渐体力不支，危机时候，憨杰回来了。他已经办了入伍手续，绿军装都穿上了，说是要到青海当兵。走前高中的几个哥们告别聚餐，也喝了几杯酒，一看母亲受欺负，脑子突然膨胀，什么也不想了，抄起院里的一根粗粗的木棍狠狠地朝“二赖”扫去。“二赖”“啊”的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抱着右腿倒在地上。
“二赖”右腿断了，走路变成了瘸子。憨杰因“故意伤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丈夫死在这里，儿子判在这里，我在这里就是哭。走吧，离开可能会好点吧，再不走我会哭死在这里的。”聂秀花抽泣着告诉了孔中庸同意的原因。
孔中庸一封信，孔复礼半个月后就故地重游。孔复礼挺直了腰，上身还借穿了一件雪白的“的确良”衬衣，据说这件“的确良”在卫南坡召回了几个媳妇。孔复礼略微一打扮，挺精神的，不像快50的人，又读过书，说话文质彬彬的，聂秀花一看就同意了。
矿区大门口有个小饭馆，卖的老字号“脊骨肉”很出名，据说是北宋的宫中菜。关了许多年不让开张，这两年才重新营业。脊骨肉是大肉，炖的熟烂，筷子一夹骨头，肉就“簌簌”的自然掉落，当时才五毛钱一斤，还带汤，汤里有豆腐和白菜等，加上适量的辣椒末，免费供应窝窝头。孔中庸一年也去不了一回，不舍得。但这次孔中庸舍得了，要了5斤脊骨肉，请父亲和聂秀花吃了一顿。
三人吃着连脊骨肉，香辣味美，不知不觉议论起了婚期。开始定在中秋节，聂秀花说：“太快了，父母没了，还有个哥哥，总得打声招呼。”后来，许崇道也说，中秋节不合适，毛主席离开不久，现在虽然不讲究“国服”，可太近了也好说不好听。最后，定在了明年春节的大年三十，说好孔复礼到留固站接，先去聂秀花的哥哥家，也算正式从娘家出门。孔中庸最后说：“今天最后叫一声嫂子。我虽然没有见过母亲，但没有母亲，哪有我，你要理解，得让我保留这份母子情。今后就叫你姨了。”豫北农村没有叫“后妈、小妈”的。聂秀花频频点头。孔复礼好像回忆到过去，背过身，用手擦了一下眼睛。
聂庄距离留固车站也是10多里路，转眼就到。聂秀花的哥哥很憨厚，嫂子说话不阴不阳的，但这个妹妹能嫁出去，不成累赘，还是很满意。哥哥有两个儿子，大的叫聂云龙，已经成家单过，小的叫聂云虎，还在上初中，牵着姑姑的手依依不舍，一声“姑姑”叫的聂秀花差点流出眼泪。街坊邻居都热情地打着招呼，一位老太太走过来，拉住聂秀花：“妮啊，咋嫁那么远呐，别忘了以后回来看看。”孔中庸忽然觉得，这气氛不像出嫁，倒像上刑场。
哥哥非要乘拖拉机送到留固车站。走到村口时，哥哥指着一处破落的大院子介绍，这就是红的发紫的北京学生领袖的家，好久没人住了。孔中庸仔细看看，一口大黑锁牢牢地伫立在大门中间。
在留固车站，哥哥跳下车，摸出20元钱递给妹妹：“妹，父母走的早，你嫂子又不行事，家里穷，哥哥照顾的不好，别怨哥。有空回来。”聂秀花推推搡搡，不要那20元钱，哥哥哭了：“妹，拿着吧，人家都嫁十里八乡的，你走那么远，哥想你啊，算是嫁妆，也留个念想吧。”说完，头也不回的原路返回。寒风中，多次拽拽棉袄。孔中庸想：憨厚的哥哥啊。如果告诉他家的出身，说不定就不会同意妹妹出嫁。
婚礼还是热热闹闹的，毕竟人们的阶级意识逐渐淡漠了，街坊邻居还是来了不少人，送的都是今天不值仨核桃俩枣的礼物。孔中庸特别记得，一块几块钱的红围巾后面粘一张字条，写有20多人的名字。礼轻仁义在，奶奶还是露出久违的舒心的笑容。没有现在的大摆宴席的习惯，中午只摆了一桌，奶奶特地做了几个菜，招待几位村里的德高望重的老人。特别是桌上有一只家乡的特产——道口烧鸡，显出了档次。其实，当时道口烧鸡和矿区的脊骨肉一样低廉，就5毛钱一斤。孔中庸明白，是自己微薄的收入起了作用，让全家也收到了一定的尊重。
郭森一如既往地被请到了主席的位置，酒过三巡，就发起了牢骚：“老了，思想旧了，据说不久就要土地承包，不是单干吗？资本主义来了，还了得。”郭林正在帮忙上菜，打断父亲的话：“爹，你这说到那了，现在生产队，谁还愿意出力，早该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