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北部，燕山东麓，西面群山重叠，北、东、南面则是一望平野。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曾关押过众多高级别囚犯，有“中国第一监狱”之称。2000年以后，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城监狱投入使用后，秦城监狱逐步推出历史舞台，许一蒙和妻子郭小鸥就关在这里。
出于孔中庸的意料，与监狱犯人沮丧、懊悔甚至痛哭流涕等表现不同，许一蒙和妻子言谈话语中都有一股不服输，甚至大义凛然的感觉：“我们没有错，不就是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吗？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们也去了。许崇道马上手掩在嘴上，“嘘”了一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作死呀，真话别全说，等待时机。”
孔中庸明白，许崇道话说是说，但内心还是有点赞同儿子、儿媳的作为的。在10多个小时火车旅途中，许崇道话不多，除了指责儿子、儿媳的莽撞外，字里行间都有赞同的意思。多年来，孔中庸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他的身份，政治不让他关心。到矿上后，除了挖煤，也就“两耳不闻窗外事”。
本来，孔中庸这次是没有机会去北京的。5月初，听说儿子和媳妇进监狱的消息，许崇道夫妻准备进京探望。可妻子毕竟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不像许崇道那样的领导和大知识分子沉着冷静，临行前两耳轰鸣，血压升高，高压甚至达到电压220的水平，不得已住进了县医院。孔中庸带几个人探望，许崇道妻子眼泪盈盈：“老许身体也不好，血压高，血糖也高，一个人去北京，我不放心啊。可我这也陪不了啊。小孔，你能不能陪一趟。”许崇道急忙阻止：“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媳妇娘家也在北京，你自己保重就得了。小孔还要下井呢。”知热知冷结发妻。躺在病床上的妻子说：“唉，家都这样了，你再有个事，我也不活了。你们矿上那么多人，就差小孔一个人呐。”说着说着，好像一口气喘不上来，变得气喘吁吁。许崇道赶忙扶住，一个劲陪好话：“好，好。我让小孔请几天假陪我去。你别急了，好好休息。”
那时还没有京九铁路，更没有动车。火车慢慢腾腾，在省城还换了一次车，孔中庸忐忑中怀着期盼的心情到了北京。但首都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辉煌。在老家上学，就学唱《我爱首都天安门》，课本上、街上各种各样的宣传画报上，毛主席的形象总是撒发着耀眼的光芒四射。在梦中，多少次，孔中庸都到了北京，特别是到了天安门。在他的意识里，那是全世界人们向往的地方，光辉灿烂，金碧辉煌。可一出火车站，他感到北京灰蒙蒙的，楼高了，多了，但灰蒙蒙一大片；街上的人熙熙攘攘，但映入眼帘的是灰蒙蒙的绿的、灰色的衣服；汽车来回穿梭，但顶上都背着大气包，速度也不快，灰蒙蒙的；街上更多的是自行车，大都是黑色高架的，灰蒙蒙的。孔中庸甚至觉得，空气中也灰蒙蒙的，但不是阴霾。那时，还很少有阴霾。
出来车站，儿媳的父母来接。两人也是清华毕业的，和许崇道同届，就是不同系，在学校不认识，但毕竟惺惺相惜。这也是许崇道毫不犹豫的同意儿子结婚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位教授从“五七”干校“解放”没有两年，但毕竟又走上了神圣的讲坛。孔中庸看二人的表情，并没有多少为女儿、女婿惋惜的意思，好像很为他们自豪。午饭也简单，家里做了几个菜，儿媳的父亲喝了几杯酒，愤愤地说：“上海那几个人快完了，只手遮不住天。”儿媳的母亲赶忙夹菜堵住丈夫的嘴，似嗔似怒：“老头子，干校没呆够，又在胡说八道了。”许崇道释然的笑笑， 没接茬。孔中庸更没有话。话里话外的意思他还不甚明白。三位清华毕业生当然一目了然。
在北京，孔中庸一直不明白许一蒙和郭小鸥两个人是怎么结合的，也没细问两家的老人，更没有机会和狱中的年轻夫妻谈这个话题。几年后，郭小鸥在一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胡杨树下的爱情》，孔中庸读了，结合许崇道平常不多的对儿子和媳妇的介绍，才弄清楚了个大致的脉络。
新疆南部的阿克苏市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也是许一蒙和郭小鸥等几千名热血青年上山下乡的终点。本来，许一蒙不用去那么远的，但在学校就是“红卫兵”骨干，他第一个报名到大西北,自愿到更艰苦的环境继续“锻炼”革命意志。这也是孔中庸去许崇道家里没见过他的原因。
他们坐火车走了几天几夜，才到了阿克苏，组建“兵团”后，接直接开进了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开始，他们还有一股新鲜感，这里流淌着一条塔里木河的支流，支流不远就有一片参天的胡杨。那是青年们战天斗地之余消遣的地方。胡杨树代表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胡杨树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在碰到各种困难的时候，和胡杨一样，知青们保持一种吃苦的精神，有一句话说：胡杨树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腐！胡杨把他们都深深震撼了。胡杨已经倾倒，扎粗的根须一大半裸露着，似乎在向无垠的天地诉说岁月的无尽沧桑。青年们热血澎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敢地向沙漠挑战，搭窝棚，种棉花，栽玉米，业余还载歌载舞，歌自然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红歌，舞当然是“忠字舞”。在一次歌舞大赛上，河南的许一蒙和北京的郭小鸥认识了，随后在艰苦的兵团生活中相爱了。两年后，在万年胡杨前，他们和兵团的另外几对男女举行了集体婚礼。郭小鸥的父母还在干校，自然无法赶来，许崇道因为太远，就只写了信祝贺，信中特别叮嘱郭小鸥向清华的校友问好。1974年，厌倦了知青生活的许一蒙他们开始回城了。郭小鸥的父母只有这一个孩子，自然希望女儿回到身边，许一蒙爱妻子，愿意落户北京，那里毕竟首都，首善之区。许崇道对母校所在的城市有浓浓的感情，也就同意了。在北京，两家人第一次团聚了，知道儿子、儿媳都落户到街道的工厂里，许崇道还鼓励：“别忘了学习，将来有机会还要深造。”
令许崇道他们欣慰的是，虽然工厂环境艰苦，儿子、儿媳感情甜如蜜。“胡杨的爱是无私的爱，是卑微的爱，不奢求任何的回报，只要你过的好就行。那棵不朽的万年胡杨，在寓意着我们生生不息、白头偕老的爱情”。郭小鸥在散文的结尾处动情地写到。
西蒙.福波娃在回忆录《第二性》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感情和家庭对女人来说是全部，而对男人来说，只是一部分。这也是男人容易感情出轨的根据。20多年后，已经成为超级大款，就任孔中庸任董事长的煤化公司经理的许一蒙遇上了一位小巧玲珑的电视台的女主持，比他小20岁，就忘记了那颗万年胡杨。许崇道说不下来，托孔中庸再说合，许一蒙口口声声要“自由”。孔中庸气得都想扇他耳刮子。郭小鸥很理智，父母已经为她在北京找好了一家出版社工作，就提出一个条件：要女儿。许一蒙心中总是有愧，那年兵团在阿克苏聚会都托词没去，主动提出给女儿抚养费100万。孔中庸听说了，大声说：“200万，以后女儿上学什么的，你还得管。”
在秦城监狱“探望”结束时，许一蒙先站起来，对父亲说：“回去给妈报个平安，没事，别让她着急。”许崇道就没有告诉儿子妈妈病倒的消息，只说家里有急事一时走不开。许一蒙临转身时，趁看守不注意，把一沓颜色不一的纸张塞给孔中庸。孔中庸急忙装进裤兜里。后来，许一蒙解释：“偷偷带进去的，人多，搜身时，我们几个人互相传递着保存下来。我和小鸥就是抄录这些诗时被抓捕的。”
回去的火车上，孔中庸才敢打开看，密密麻麻的抄写着一些诗，开头的一首这样写的：欲悲闻鬼叫，欲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许崇道夺过去，看了一会儿，装进上衣口袋，淡淡地说：“现在看不合适，以后有机会的。”孔中庸看许崇道不让看，但也没撕掉。
北京之行，孔中庸收获很大，对“文革”，对“王张江姚”等有了浅显的认识。所以，在矿里欢天喜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上，孔中庸至少不像许多农民工那样懵懵懂懂的。
在庆祝大会上，孔中庸遇见了聂秀花，聂秀花要他晚上到家里一趟，有话说。“老憨”去后，为了避嫌，孔中庸很少去找聂秀花，只在矿区见面打招呼。但孔中庸对聂秀花母子的关心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孔中庸这一去，聂秀花从嫂子变成了“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