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爷爷惨死4年前的中秋节，也就是1948年的中秋节，一家人摆好了一大桌饭菜、碗筷，可谁也没动，没心情吃。大院和房间里摆放的10盆菊花也无精打采地怒放着。东厢房里不时传出一个孕妇凄厉的嚎叫声，“啊、啊”声音叫的耳颤。伴着凄厉的嚎叫声，从昨晚到今天中午，全家人基本都没睡。孔克己虽老成持重，但也不时转来转去，不时催问着老婆和小妾：“咋样了，不行，再换个接生婆，换接生婆。”孔复礼缩着双手，不停地望着爹，眼睛里充满了焦灼，甚至绝望。
难产的孕妇叫燕妮，小名叫燕子，这里的人口音重，都叫燕妮（niao）。哥哥牺牲后，正在开封读高中的孔复礼被父亲召回家，继承家业。这所高中当时在全省都很有名，是清末的河南巡抚响应戊戌变法开办的，最初叫河南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高中，是全省新学、新思想、新思潮的聚集地。
孔复礼后来告诉孔中庸，爷爷的小妾也曾就读于此，只是和自己一样，没有读完就回家了。
孔复礼本来不愿回来，他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经常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游行、示威、出版进步刊物，都表性现得很积极。党组织已经谈过话，准备发展他为预备党员呢，他的理想更高远，已经超出了中原，准备到北京、上海读大学的，大干一番呢。孔克己写了两封信都不管用，跑到学校住下来，哭诉大儿子的死，哭诉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最以中断学费威胁，孔复礼才中断学业，泱泱地回了家。
偌大的家业有多大？这么说吧，孔克己是外号叫“孔半县”的地主。当地人可能有些夸张，不过，一个卫南坡，十里八乡基本都是他家的土地，平时长工就有几百人，农忙时，秋收夏种就有接近千人。卫南坡上一个接近10亩地的大院子就住着他家几口人，院子里有花园、林地和菜地。新来的乡、区长都免不了先到他家拜望，有时县长都来。孔克己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孔克己原来也准备走科举之路的，发奋苦读五经四书，特别钦佩《论语》和孔子。后来科举取消，孔克己空留下一肚子的“子曰诗云”，就用“子曰”为儿子、孙子取了名。孔复礼到省城上学后，，认为名字不好听，封建意识浓厚，想改名。孔克己写信大骂一顿，斥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名讳岂能胡乱改动”。不招老人不孝顺，叫的时间一长，孔复礼也无所谓了，包括后来给儿子起名，孔克己“捷足先登”，孔复礼想反驳几句，最后还是没有张开口。他明白，父亲对自己的婚姻极不满意，但最后妥协了，也就不好在争什么了。
孔克己是名副其实的一县之望，对这样的家业，有远大新理想的孔复礼也不能不掂量掂量，最后还是妥协了。在开封的党组织负责人，后来来县里任一把手的同学张现说：“你要不妥协，和封建家庭决裂，就有可能是澎湃那样的英雄。”
孔复礼回家时已经快20了，在当时已经属于“大龄青年”了，孔克己托人介绍了几门婚，当然，他家的继承人还是很吃香的，求婚者自然趋之若鹜。孔复礼的远大新理想还未消尽，一再要求婚姻自由，偏偏看上了长工家的女儿燕妮。孔克己自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骂“新学真混蛋”，还是五经四书教化道德人心。但孔复礼偏要一条道走到黑，不管不顾，还和燕妮偷吃了“禁果”。没办法，孔克己就给儿子办了婚礼，急切地盼望有个后人，为孙子或孙女的出生花多少钱都愿意。可偏偏遇上难产。
“哇”，一声长长的啼哭声传来，“生了，生了，老爷，是个男孩。”一个接生婆跑来报喜。孔克己父子眉头顿时舒展了。
“不好了，老爷，大人没保住。”另一个接生婆跌跌撞撞地跑来报丧。孔复礼急忙跑到东厢房，一大片殷红的血散布在床单上，燕妮已经气绝，只有孙子继续“哇哇”的哭着。
虽然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大部分的田地已经分给了以前的佃户、长工，但殷实丰厚的家底还是让孔中庸靠羊奶、牛奶快乐的成长着，直到4年后那次沉重的打击。
其实，在早年模糊的记忆中，爷爷是慈眉善目的。长大后听老人们间或谈起，爷爷虽然是大地主，但秋收夏种，也和长工一起劳动，割麦、锄地、杨场、浇水、耙楼等样样农活都不落人后。也从不亏待长工，工钱不比别的地方的低，有时劳累一天，还招呼几个贴心长工炒几个菜，抿几口。郭森就是他的贴心长工，爷爷每次和民工喝酒都少不了他，后来多次给孔中庸说：“你爷爷酒量可大了，几个长工都喝不倒他。酒风也好，动不动就一口干。”村里人有什么事，你爷爷都爱帮一把，婚丧嫁娶，都坐“头席”。所以，当地有“大善人”的称号。
解放后，开始斗地主时，许多人都不忍心斗他，特别是担任村支书的郭森。县乡领导听说了，对卫南坡的人迟迟不动大为不满：“孔克己基本是全县最大的地主了，不斗倒他，工作怎么开展。”最后县、乡决定亲自动手，主持批斗会，还从外村调来基干民兵，组织附近的村民集中到卫南坡，大张旗鼓地斗。举行了预演，指定了几个控诉人，才成功的开展了这样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对地主、富农摘帽后，就认为这样批斗无疑太“过激”了。小妾受辱自杀的事更是犯罪行为，但时过境迁，也无法追究了。
孔克己对有怨言就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的。抗战时期，为了统战的需要，只是分走了一少部分的土地，主要是减租减息，还请他担任县参议员和乡参议长。孔克己心理还可以承受。解放战争时期，孔家被分走了大部分的土地，孔克己就不能“克己”了，几次和附近的小地主们喝酒，大发狂言：“我看这种做法长不了。老子的地也不是剥削来的，凭什么划走。”
孔克己的话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孔中庸后来听父亲和村里老人谈过，卫南坡这个村子就是他们孔家建的。大致的脉络应该是这样：明朝末年，山东的孔家三兄弟参加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了北京，但很快被打回来了，败到豫鲁交界处的卫河，三兄弟和部队跑散了，就在这里给人打工，干农活。卫河平原属于黄河冲积扇，土地肥沃啊，插根木桩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三兄弟乐不思蜀，就扎根了，筚路蓝缕，经过几代发展，建了卫南坡这个村子，成了拥有千亩良田的大地主。孔克己的父亲中秀才那年，就编修过家谱。孔中庸还看到过，就是不认识上面的几个字，不知什么时候被烧了。孔复礼说过是他受批斗时，半夜偷偷烧的，怕被说成是“翻天账”。
解放后斗地主，“大善人”屡次被点名，建国后斗争越来越激烈，孔克己的过去被翻了个底朝天，甚至说他抗日牺牲的大儿子都不是死在战场上。大儿子的遗物——一把中正剑，曾经给孔克己带来好多光环和荣誉，但也被没收销毁了。
爷爷死了，但孔家的霉运并未结束。作为“地富反坏右”分子，孔复礼经常挨批，动不动就站在大队部的墙跟前受教育，早先的意气风发已经荡然无存，见谁都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特别是婚姻更不敢有想法，人人都躲的远远地。郭森倒热心，介绍过两个寡妇，但都没成。不是孔复礼不同意，而是两个寡妇一听是大地主出身扭身就走。郭森曾感慨：“你父亲害了你，害了你全家。”但郭森是村支部书记，该斗还得斗，只是态度和缓一点，不那么声色俱厉。
批斗中，孔中庸就替父亲站过墙，批斗的人都是熟悉的大爷、大娘，大声问他“改不改”，他不明白改什么，更不知道怎么改，但总是大声回答“改”。孔复礼上过学，街上的大字报成了他的“字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到地富反坏右”等站着石灰水写的大字刷满了沿街的墙壁。隶书、楷体、行书等字体都有。孔中庸有时挺羡慕父亲的书法，跟着父亲刷刷写写，标语口号不十分明白意思。字写得到有了特色。
孔中庸上学了。
1960年，孔复礼一个省城上学时的同学张现当了县长，到卫南坡调研，看到孔复礼，很吃惊：“你家在这里，好多年不联系了，还好吧。”并对随行的县乡干部说，孔复礼是他的好友，当年在省城也帮助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差点就入党，你们要好好照顾。当时虽然仍然提“地富反坏右”，但时间一长，人们的思想就麻痹了，特别是农村人都厚道，孔复礼父子表现的也不错，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加上县长的一番指示，郭森的偏心，从此，孔中庸父子的日子好多了：一是孔复礼每年冬闲被派到三百里外的煤田帮工，不拿钱，回来按生产队的全老力算工分，每天就是10分。那时豫北一座大山里发现一个大煤田，每年都组织豫北农村的农民去帮工。卫南坡和附近几个村组织了一个专业队，每年都派人去。孔复礼地主的帽子戴着，但总算朝贫下中农近了一步。孔中庸问过父亲专业队“咋样”，孔复礼回答：“累得很，每天下去采煤，运煤，腰都直不起来。还有就是冷，比我们这里冷。”二是12岁的孔中庸跨起书包，走进了村办小学，成了一年级年龄最大的学生。毕竟是“地富反坏右”，他被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的最右角落里。
孔中庸无所谓，能进学校就是他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