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老憨”的家在矿区西北郊的大院子里，左面、右面、前面都有碎石垒起的围墙，后面是一个小山包。院子很大，有四排坐北朝南的小房子，破败程度和作为工棚的大仓库看起来差不多。“老憨”的家就在最后一排的最靠东的一间。说是一个家，其实就一件房子。
矿工们都笑称这里是“配种站”。就是矿工和妻子农闲时聚会的地方。一般的矿工还住不到这里，只有当矿工年数多的才有资格和老婆团聚。“一般连续在10年以上，矿里才提供个临时住所。我不是小队长嘛，明年就10年了。“老憨”憨厚地笑笑。
“老憨”的老婆姓聂，个子不低，模样周正，面善，举止大方，比“老憨”小两岁，正在围着围裙做饭。一见孔中庸的手就安慰说：“新来的，刚挖煤都有这一回。”她从房子唯一的一张桌子的抽屉里翻出一小瓶酒精，细细地涂在孔中庸的手上。孔中庸开始有一点蜇得慌，一会儿就消失了。嫂子又拿出紫药水，把围裙的边沾湿，涂在孔中庸的手上。“不用缠了，这两天别沾水，很快就好了。老憨，这两天别安排下井了，干点轻活。你叫什么来着？”孔中庸急忙接话：“嫂子，孔中庸。谢谢嫂子。”嫂子嘴里念了两回，似乎记不住名字，干脆说：“不好记，就叫小孔吧。听老憨说也是老乡，出门在外，老乡就亲。你是那个村的？”
孔中庸报出了“卫南坡”的名字，嫂子说：“不远，我们就离20多里路吧，东半县的，不一个乡，口音都一样”“老憨”搬个凳子也加入了谈话。
通过一番交流，孔中庸对夫妻两人有初步的了解。“老憨”1964年就来到了矿上，因为父母在一场脑膜炎流行中染病而死，一个妹妹也远嫁了，家里没人了，就在矿上呆着没有回去。刚来时国家正在大上工业项目，大量需要工人。矿上有土政策，农村连续当矿工10年，就招了正式工，就是“城里人”了，吃商品粮，拿工资。“老憨”踏实肯干，矿区提拔了小队长，工资也给了，每月28块钱，但解决工人身份的事却很少提起了，因为那时正精简城市人口，不少超过10年的矿工还没解决呢。“谁知道怎样呢，明年再说吧。”正因为有了28块钱的工资，比在农村拿公分强多了，就把老婆冬闲时接来住一段。嫂子说：“我和老憨村挨村，反正在家也没事，还吃不饱，到矿上吃的也不好，但能吃饱。”“老憨”介绍，豫北20多个县的农村矿工们没有几个人坚持下来的，清丰、南乐等地都实行轮换制，几乎每年都是新人。
他们还有一个10多岁的儿子，从外面急匆匆回来，见到孔中庸翻白眼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孔中庸从他的眼神里似乎感到不欢迎的寒意。“叫叔叔。”“老憨”命令儿子，儿子又白了孔中庸一眼，一声不吭地就往外跑。“该吃饭，还跑？”嫂子叫到。儿子边跑边大声回答：“去学校。今天晚上有城里的宣传队教唱革命歌曲。”“老憨”阻止老婆：“别管他了。这红卫兵闹腾的。”他介绍，孩子跟来几年了，在矿区的初中二年级念书。“这两年也没好好念书，整天胡折腾，革命口号比我会的都多。”孔中庸后来成了常客，也没和这个孩子说过几句话，心里总闪现他的白眼，隐隐觉得有一层隔膜。
那天，孔中庸站起来要走，“老憨”夫妻非要留下吃饭。嫂子说：“也没啥好吃的，家常便饭。你要不吃就是嫌弃了。咱们的老乡，包括外县的不少人都来家吃过。”通过初步接触，孔中庸明白了，不仅“老憨”是父亲说的好人，老婆也好。不仅对孔中庸一个人。一个仓库里住的，包括外队的部分矿工一提起“老憨”两口儿，都说好。
开玩笑两口人都是主题，大家都没有恶意，只是一种亲切。那天孔中庸吃过饭回到仓库，矿工们七嘴八舌就说起了这两口：“老憨老婆又让同志们先上了，哈哈。”“小孔舒服了，前有矿长送，后有嫂子弄。”“弄”是豫北农村的方言，就是“干那事”的意思。听着大家的玩笑，孔中庸后来才清楚。前几年，“老憨”刚带老婆来，几个矿工老乡到家里打扑克，“老憨”抢着就坐。老婆说，“老憨”，你慌什么，让同志们先上。矿工们哈哈大笑，就流传了这个段子。后来，孔中庸问过嫂子，一个农村人，怎么会说“同志们”那么“正规”的称呼。嫂子说：“村里的红卫兵一讲话就是这个词，听会了。”
听到粗鲁的笑话，孔中庸也笑：“憨队长来了你们也敢说。”一个矿工满不在乎：“来了，说的更起劲。老憨自己也说。”另一个矿工立即说起听房得来的话，“老憨”老婆说过，娘们儿尿泡哗哗的，姑娘尿泡滋滋的。仓库里一片哄笑。
那顿饭确实没什么好吃的，家家都一样。但有一个青菜豆腐让孔中庸记忆犹新。豫北农村种大豆，磨制豆腐村村都有，还很有名，突出一个特点是硬。说是东北的冻豆腐甩在地上不烂，豫北的豆腐虽然没有那么硬，但也是佳肴。当时一年也吃不上肉，吃块豆腐就算“打牙祭”了。嫂子炒的豆腐还放了少许的辣椒，香油（也可能是豆油，那时很紧缺的，用钱还得有油票），吃起来五味俱全。孔中庸好像是几年来吃的最香的一次，也明白这是“老憨”最高的待客标准。“老憨”又说起了许副矿长，一脸佩服：“50年代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据说差点出国，对我们老乡特别关照。你的手要休息几天，明天我安排你记称吧。”
“记称”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负责煤的计量。离矿井不远，有一个大煤堆，紧挨着有一个长长的电子计重秤 ，装好煤的车，一般是卡车，停上就显示出吨数，一般是20吨左右。这活轻松，就是刮风，煤灰大，一天吃不少煤灰。装煤很原始，还没有自动的装卸设备，就是各队抽调的矿工用铁锨装，这也是除下井挖煤以外的工种之一，但一个月抡不到几回，大部分时间在井下。那时运煤的卡车大都是“解放牌”，一汽出的，装的很平，没有愿意多装的。“装那么多干啥，死沉的，车走的慢，又不多给工资。”距离煤矿300多里的一家山东发电厂拉煤司机鲁山多次嘟囔。
看面相，鲁山应该和“老憨”年龄差不多，见谁都打招呼，这天见到孔中庸：“新来的吧，第一次见到你。给，我还有烧饼卷大葱，老弟，吃几口吧，比你们的伙食好吃。”鲁山经常在矿区住一晚再走，吃过矿上的饭。但当时孔中庸不知道，鲁山就餐不和孔中庸他们一个食堂，是专供矿区的管理人员的，但孔中庸后来也吃过，不感觉到有什么特别。那时都讲平均主义，谁也不搞资本主义特殊化。
鲁山在装煤的功夫和孔中庸磨起了嘴皮子，前几年在本省的枣庄拉煤，没想到煤矿里闹革命，两派打来打去，停产了，才来到这里拉煤。老家那里正在修筑黄河拦洪闸，据说是亚洲最大的拦洪闸，河南、山东几十万农民参战，电的需求量也增加了不少，这两年跑的快了。“出来拉煤我是情愿的，累点吧，可以免背“老三篇”，我没上过学，不认字。”鲁山实话实说。孔中庸相信有这事，奶奶一个字不认识，还能背的很熟练，就是不懂什么意思。有一次问孔中庸：“白求恩在哪里当赤脚医生？”
车装好了，鲁山拿过孔中庸开具的计量计数，看都不看一眼就塞进衣兜里，一边起身：“天还早着呢，该走了。老弟，再见，一路上，没个说话的人， 憋死了，到这了过过嘴瘾。”鲁山的车刚下地秤，又一辆“解放牌”开了上来。一问，也是山东的。后来，孔中庸知道，考虑汽油等运费成本，20吨左右拉煤的汽车运输范围一般在200公里左右。
中间还有一位解放军士兵拉煤。装煤工介绍：附近有个兵站，紧挨陇海铁路，常年用矿上的煤，但就是生火做饭、取暖什么的，用量不大。兵站和矿区关系很好。
孔中庸发现，计量室不是单独的一间房，里面还有一个大喇叭，不停地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色的歌曲。管大喇叭的小伙子骄傲地称自己是“城里人”，是电工，其实，就管矿区的几只大喇叭。他叫李解放，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好像当时叫解放的人全国应该有几万人。他看到孔中庸涂了紫药水的手，说：“新来的，第一次下井吧。我刚来矿区，就让我下井，两天就磨了泡，妈的，再不下井了。好歹我也是城里人。”
李解放的家在县城，高中停课闹革命，情绪很高，一道上山下乡，怂了，装病不愿去， 在县城也不安排就业，就和社会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久而久之，成了街道上的一个“牛二”。他的父亲咳声叹气之余，托高中同过学的许副矿长来了矿区就业，工资比“老憨”还高一点，但吃不了苦，下了三天井就不干了，装煤、卸煤、计量等活干了一遍，不是嫌脏，就是嫌累，不能当个正式工用，弄的几个队都不要他。最后，就给自己找了看喇叭的活，矿区没有这个工种，就自封为电工。其实，他高中等于没上，电的知识基本上一窍不通。但他很自负：“为什么不让我进管理处室，给个矿长也能干。”许副矿长说，吊儿郎当的孩子，都不想要他，还癞哈蟆想吃天鹅肉。
孔中庸珍惜自己进矿的机会，内心里看不上李解放。第三天，发现手恢复得差不多了，就拿起铁锨，主动帮助装煤。李解放看见了，一辆不屑：“傻货。”
第二天，孔中庸又下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