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有了鲁山兄弟的加入,新煤矿的开发快多了,至1986年,三口新矿井都投入了正常运营。
鲁山兄弟的矿井最小,出煤就是孔中庸承包煤矿的四分之一,孔中庸基本借用的太行煤矿的销路,鲁山兄弟主要的新开发的客户,主要是山东紧邻河南的水泥厂、发电厂等,两方基本上没有面对面的直接竞争,开始还是和和气气的。孔中庸还从从鲁山兄弟那里学到了新的销售方式,就是建立自己的车队,为客户送货。原来都是发电厂等客户的自己的大卡车来拉。鲁山搞了几年个体运输,深知里面的利润不薄,在一次酒后对孔中庸吐露真言:
“兄弟,你该建个车队,主动为客户运送,返回时也不空车,拉别的货物回来。这里面有一大块利润呐。我就是这样干的。”
孔中庸心里一动:
“能行吗?客户们大都有自己的车队。”
鲁山脑袋一晃:
“有什么不行。他们也可以继续自己运输,我们就是多一条道。我看不远的将来,我们的这条道会成为主流。”
孔中庸回去一算,当时一辆解放牌卡车售价不到2万元,一次购进了10辆。按收入的运费等计算,不到一年就赚了回来。以后逐年逐步购进,虽然价格不断上涨,但车队总数也到了20多辆。逐渐的,工业改革持续推进,许多企业职能特别是社会职能,如幼儿园、医务室等从企业脱离,矿区自己的车队成了运输的主力军。
由这次运作,孔中庸想到了销售这个“瓶颈”。汽车运送一般不超过300里,再远,利润就薄了,甚至就没有利润了,大大影响了销售范围,而新煤矿的出煤量已经接近老煤矿,经常有煤山堆在矿区,日晒雨淋,也有自然消耗。孔中庸的目光盯上不远处的兵站,临近铁路,因为所属部队调防到南方的一座大城市,兵站也要随之调防,留下的地有30多亩,可以利用铁路煤场。梁大光当过武装部长,带领兵站的干部战士参加过修建黄河分水闸,很熟。孔中庸就托他咨询。梁大光对煤矿很有感情,马上就跑去,回来说,兵站领导正愁这块地怎么办呢,还一度考虑交给地方,但现在煤矿要用,更好,但所有权属省军区,得让他们同意,价格好商量。
孔中庸拉着梁大光和兵站首长找到了省军区。省军区管后勤的小谷具体负责兵站土地的处置。几人一起吃饭,几句话交谈,孔中庸发现小谷的口音和自己相仿,就搭了老乡关系:
“你老家也是豫北的吧。”
小谷眼睛一亮:
“是啊,父母都还在老家呢。”
老乡见老乡,办事顺利多了,当即敲定,每年一万元就由煤矿租用。那时土地买卖还不允许。后来,他逢人询问就说:
“就请他吃了顿饭。”
其实,当时孔中庸没有想到那么顺利,原来就托人搞到了两张大彩电的购物票,准备购一台给小谷,但没用上。两张购物票也没全浪费,孔中庸购了一台送给了梁大光。
初尝胜果,孔中庸马不停蹄,准备各种资料,进京跑铁道部、煤炭资源部等部门,不到年底就拿到了铁路运送许可文件。不久,新煤矿,包括老矿的煤就卖到了半个中国。孔中庸粗算一下,手续跑下来,正常的费用包括吃饭请客还不到5万元,而鲁山兄弟也借船出海,一年的租金就接近10万元。许崇道翘着大拇指夸赞孔中庸:
“好,有思路,有能力,我没选错人。铁路就在我们边上,我们以前咋没想到呢。”
孔中庸清楚,老矿一直由国家调拨,销售等环节控制严格,没有人想到这回事,加上全国学解放军,兵站驻军,也不会让办煤场。
许崇道高兴之余,把大禹县城矿区家属楼空出的一个房间拨给孔中庸,虽然在一楼,成天黑咕隆咚的,厨房、卫生间都是公用的,但孔中庸总算完成了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转变。但孔中庸大部分时间白天在矿上,晚上一般在老矿区的那间就房子住,有人劝他住到县城,孔中庸嘿嘿一笑:
“习惯了。住这里方便。”
的确,孔中庸承包了新矿区,但还和以前一样,有空就下矿井,基本上整天“耗”在那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所以新矿区的安全等没出过大问题,至少没有死伤的大事故发生。这也进一步赢得了大家的好感。牛解放多次劝他别下矿井了,孔中庸仍然我行我素,有时还和牛解放等几个人到脊骨店喝两杯。大家干劲更足了,出煤量持续上升,大有超过老矿区的势头。
在新矿区蒸蒸日上的时候,又一个消息传来:孔中庸和鲁山头上的“红帽子”要摘掉了,成为名副其实的个体户,新矿区分别命名为边寨煤矿和池水煤矿。名称虽然不大气,但考虑个村的村民已经站到了矿工的多数,原来老村人的怀旧感情,新矿区就分别以村名取了名字。
那时个体户还不被人看得起,离开了老矿这棵大树,孔中庸也怕干不好,开始思想还犹豫,对许崇道说:
“矿长,还想和老矿一起干。”
许崇道说:
“我也不想分你走,可市长下令了,谁敢顶。”
孔中庸和鲁山商议,谁知他干个体运输多年了,尝到了甜头,大大咧咧的说:
“我无所谓。兄弟,你也别犟了,说不定早分开是福。”
鲁山分析的不错,10多年后,因为“红帽子”涉及产权改革,一度成为阻碍所有制方式多元化的大问题,在全国成为关注的热点。
孔中庸摘掉“红帽子”,是因为一场兼并。
豫西山区发现了储藏量1000多吨的银等贵重金属,洛阳的一家煤矿得到一个香港女富豪的大笔投资,转型早,投入开发,迅速壮大,不久在全国盛名赫起。女富豪基本上算是最早在大陆投资的,还当选为省政协常委。孔中庸在报纸、电视上见过,扎着两根小辫子,给人的印象不像富豪,但实际上在香港富豪榜排在前十名。太行煤矿曾经在全省首屈一指,洛阳的这家煤矿60年代就专门来学习过,了解到现状不好,出于扩大再生产和知名度的需要,更是为股票上市做铺垫,提出要兼并太行煤矿。当时太行煤矿许多人不屑一顾:
“我们红火的时候,那轮到他们出头。他们的龙总当年就在咱们煤矿学习,还在井下挖过煤呢。”
“得志更猖狂。那家矿就是小字辈,不就是转产早吗?有啥了不起。”
孔中庸心里也十分矛盾:
“被兼并吧,自己几年的辛苦一夜之间就付之东流了。不跟着走吧,拆迁、开发等都是以太行煤矿的名义进行的。这时候提出脱离,无疑是拆台。”
大多人的这种心理也注定了这场兼并会闹出风波。孔中庸也理解这种心理,毕竟,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太行煤矿就是全省企业的“老大哥”,在国家煤炭行业也名列前茅。套行政级别就是正厅级,矿长必须由省委组织部考核任命。招挖煤工就给各县政府直接下通知,命令而不是协商。在强调“工人阶级是先锋队”的年代,能进太行煤矿就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要不,县城专门有一条街道命名为太行街。只是改革开放后,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特别是矿井干枯、封闭,仅存的矿井出煤量也日益减少,走到了被兼并的这一步。孔中庸知道,许崇道有一次被工人围在卫生间10多个小时不让出来,一时成为笑谈。家门经常被堵,吃饭有时都跑出去。老婆经常嘟囔:“算了,矿长有啥好的,别干了。”
对兼并,许崇道倒理解:
“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到那座山唱那首歌。不能那样说人家,改革了嘛,我们落伍了,就得承认、学习。大家发不全工资,怨爹骂娘,兼并了总有个活路吧,也给市里减轻点负担。”
孔中庸也劝许崇道:
“到新矿区吧,还是你说了算。”
许崇道摆摆手:
“老了,你干的不错。我本来就想退休了,享享清福。兼并后非要我任副总,丢不下这批老人呐。”
孔中庸清楚,许崇道其实是放心不下老矿区。
孔中庸摘掉“红帽子”是在协议签署前的一次饭局后。
经过近一年的谈判,清算核资等基本完成。洛阳的矿在接受全部职工的情况下,出资2000万作为兼并补偿。第一年先打来1000万,剩余的资金分三年到位。马上签协议了,当时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是轰动的大事,龙总带财务等有关人员来太行煤矿“巡视”,泉水市在最豪华的泉水大酒店(政府招待所扩建的)的贵宾厅设宴款待。市长和梁大光、许崇道和孔中庸等人等人出席。孔中庸本来是没有参加资格出席的的,也不想去,想起不久“山河依旧主人非”了,心里总是有点别扭。许崇道硬把他拉来了:
“新矿区产煤量快占一半了,你也得给工人做思想工作呀。不来听听各方意见怎么行。”
吃饭时,龙总以胜利者的姿态傲然自居,脱大衣就专门有两人伺候,就餐时使用专门带来的一副银器打制的精美餐具。当时手机还是稀罕物,龙总就有一部,据说价格上万元,90号的,黑黑的像块大砖头,专门有人为他拿着。孔中庸忽然觉得,就像黑社会的大佬。市长很年轻,不到40岁,从国家部委下来锻炼的,对龙总的做派很生气,饭后小范围破口大骂:
“什么玩意,钱烧的。”
当即在贵宾厅接待室用固定电话和南方的一家著名饮料企业老总联系,要他兼并。企业老总和市长在国家部委时就很熟,但对跨行业兼并没兴趣。两人通话快半小时了,市长失望地撂下电话,决绝地命令:“洛阳的矿要兼并就只能兼并老矿区,新矿区不能给他们。”并当即指着梁大光说:
“给新矿区办个体执照,马上办,尽快和老矿脱离,省得洛阳的再纠缠。清产核资等事项以后补办。”
梁大光、许崇道等具体谈判人员又和龙总商议。龙总开始不同意新矿区分出去,最后看到泉水方面态度坚决,就以少付兼并费用1000万的条件才同意只兼并老矿区。其实,洛阳的矿本来就没有指望兼并挣钱,主要是要明,为企业上市创造条件。给市长汇报,市长特意问到“兼并的是不是只有老矿区”,最后勉强同意了,毕竟,老矿区越来越成为一个大负担,还愤愤不平:
“任凭你龙总歼似鬼,也得喝我们的洗脚水。”
在孔中庸拿倒个体执照的时候,郭森、郭林父子来了。